編後語
臺灣的被佔與收復，本質上是一個海權的問題。美國海權戰略家馬漢指出：「海上力量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軍事史。一個瀕臨海洋並要藉助海洋的力量發展自己的民族，海上力量就是一個秘密武器。」然而，作為陸地文明—農耕文明的近古中國，明朝政府的海上政策卻以消極防禦為主。
明皇朝雖然建立了龐大的海上官方貿易體系，經略了東南亞各國的海上關係，但鑑於倭寇的騷擾及與沿海部分中國商人的勾結，明代開始實施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海禁。朱元璋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便頒佈了「片帆不得入海」的海禁政策，在一段時期內，明朝政府在廣州、寧波、泉州設立市舶司處理對外貿易；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內氏與細川氏兩大集團的「寧波爭貢」事件，使得朝廷產生了「禍起市舶司」的判斷，並於當年撤銷了三個市舶司。
但弔詭的是，市舶司的撤銷並沒有平息倭寇的騷擾。相反，由於缺乏正常的獲利渠道，倭寇的侵襲變本加厲。抗倭明將譚綸指出：「禁之愈嚴則其值愈厚，而趨之者愈眾。私通不得則攘奪隨之。」曾任刑部主事的唐樞也說：「嚴禁商道,不通商人，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寇……海禁愈嚴，盜寇愈甚。」海禁或許可以將海盜拒之門外，卻難以禁絕中國沿海商人的趨利之心。
嘉靖年間的提督浙閩海防軍務朱紈堅決主張禁海，但在沿海工商及官員的反對和彈劾下憤而感嘆「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朱紈雖然無奈和偏頗，但他確實道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沿海商人的力量，在明政府的打壓下依然頑強生長，而鄭氏集團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海洋是洪水猛獸還是福地洞天，關鍵在於理性認識之上的駕馭和控制。也正是商人階層這種經濟理性，使得鄭芝龍等人可以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將海洋作為事業的中心。歐洲日漸成熟的商業文明，與中國具體而微的商人階層具有共同的視野，爭奪臺灣便是他們在海上的遭遇交鋒。當然，我們不能說鄭成功收復臺灣只是商業利益的交鋒，這首先應該是民族道義的對決。但民族道義藉助商業文明的智慧，有時可以取得意外的突破。雖然鄭成功與乃父鄭芝龍，一個是義薄雲天計程車大夫，一個是唯利是圖的商人，但鄭成功的海洋視野確實是受益於乃父鄭芝龍。假如沒有海洋視野這一關鍵性甚至決定性因素，鄭成功也無法實現他的匡復延祚之志。主觀雖為自己，卻客觀利於民族。在這一點上，對鄭芝龍的歷史評價應該主客觀地一分為二。
朝代更迭已是過眼雲煙。鄭成功的堅決抗清與康熙後來的武力平臺，都有各自的歷史邏輯和歷史價值。但鄭成功收復臺灣最大的意義在於捍衛了國家的主權，維護了民族的尊嚴，開啟了海洋的視野，在曾是空白的海戰史上寫下了輝煌的篇章。蔚藍的大海，等待著我們去守護，去開發，去經略，而大陸與臺灣，也等待著融為一體的那一天。
臺灣台南市鄭成功像（攝影：朱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