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似乎是一種殘酷，但早一點把真相說出來有好處，這樣的揭露，不是為個人，而是為整個民族
（1979年起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碩士生和博士生導師。2001年退休並開始寫作，2004年《往事並不如煙》出版。）
腳步一直沒有停
「我是一個『新新疆人』」，賀衛方說，「這和匆匆過客的旅遊心態不同。」2010 年4 月17 日是個星期六，下午，賀衛方在石河子大學法學院的「模擬法庭」裡，在一個名為「陽光綠洲」的學術論壇上做了題為「新疆人文尋蹤」的演講。半年多以來，他先後九次在這所大學裡搞公開講座，前面八次都是法學領域的題目。
作為一個「新新疆人」，賀衛方入鄉隨俗表現在喝酒上。一個是酒量增長，一個是講究新疆的喝酒規則，「站著碰杯，坐下喝酒」。
剛到石河子不久時，賀衛方有一次在烏魯木齊跟朋友喝酒，他們喝的那種「援疆酒」正在搞促銷，他刮中了一等獎，2800 元。「賀老漢一輩子都沒有中過這麼大的獎。」他開心地說。那獎給的不是現金，而是烏魯木齊到那拉提草原的往返機票。
賀衛方遊歷南北疆的腳步一直沒有停歇。他去了塔城、鄯善、吉木薩爾、喀什、輪臺、庫爾勒、英吉沙、塔什庫爾乾等地。
賀衛方在大螢幕上給學生們放他遊歷新疆時拍的照片，正是這些最初被他貼在部落格上的照片，吸引了章詒和。2009 年，章詒和兩次到新疆探望賀衛方，並結伴同遊。今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和廣西師大出版社同時出版了兩人合寫的《四手聯彈》，書的第一部分就是有關新疆的。
「石河子市30 萬人，只有這麼一所大學。」演講結束，賀衛方回到法學院掛著他名字的辦公室，坐在蒙著一層薄灰的辦公桌後對記者說。他每週給本科生上六節課。
2009 年年末，賀衛方和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的同事們還組織了一次「模擬法庭」，對孫偉銘案（即轟動一時的成都「12·14」特大交通肇事案）進行了解析。整個的審判過程相當嚴肅，經過合議庭的細心討論，最後做出的判決是不構成以危險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
「他很優秀，喝酒太多不好，但很難要求他節制。」章詒和說，「男人獨自在
外，很孤單，他天性喜好交友，特別喜歡新疆，喜歡得要命。我叫他『小賀』，他叫我『愚姐』。」
賀衛方
走出「糟糕狀況」
「走的時候人家苦口婆心地勸你，你背著牛頭，堅決要走，最後又回來了。你這不等於玩北大嗎？」賀衛方把2008 年和2009 年說成他的「多事之秋」，先是浙江大學沒有去成，接著到了新疆。「
當時確實是意氣風發，臺灣光華教育基金給了一個億，專門用於浙江大學法學院的建設，成立了教授管理委員會，他們想深度參與到整個法學院的管理和制度建設中，所有委員一致透過決定進我，這就埋下了後來麻煩迭出的種子。」
賀衛方在杭州房子也買了，誰都知道他調到浙大了。但只差最後一個資產管理章，這個章一蓋他的檔案就過去了，但就在這時候又不行了。「就像是飛機到了杭州機場卻降落不了，回首都機場也回不去。」小賀跟家人商量，接著往南走得了，到廣州的一所大學任教。
那所大學的副校長很熱情，叫法學院馬上打報告，學校趕快批，把檔案轉過來。此時，北大法學院院長說，如果走不了的話就回來吧。「我就覺得挺溫暖的，他們知道我不好意思提出來，這個處境確實比較難。然後又辦了回來的手續。2008 年的12 月9 日，工作證辦了，這一刻心裡面一下子就踏實了。」
2009 年2 月，北大一位校級官員問賀衛方，你是不是可以到新疆去？
當賀衛方去新疆的時候，北京的朋友都覺得有「西出陽關」的感覺。賀衛方最艱難的時候，章詒和也正在遭遇到人生的「情緒低落」期。她發表在《南方週末》上的《臥底》、《告密》受到了不少好評，也讓「愚姐」承受了不少壓力，有些甚至來自她十分尊敬的人，章詒和心情從沒那麼壞過。
「有一些更高輩分的老者，覺得章詒和這事做得太不近情理。」賀衛方說，他自己的觀點是，揭露似乎是一種殘酷，但早一點把真相說出來有好處，這樣的揭露，不是為個人，而是為整個民族。
「寫了《臥底》和《告密》後，我日夜哭泣。」章詒和說，在這本書中，她第一次寫自己，也寫到了死亡與了斷的話題，「那是一個真實的我，我並不熱愛這個世界。」她沒有解脫的途徑，去了新疆找賀衛方，迴歸大地，復歸性靈。
也是在章詒和的提議下兩人合寫了這本《四手聯彈》，作為小賀和愚姐走出「糟糕狀況」的見證。
關於新疆的傳說
「所謂幸福指數是實實在在的，這兒比北京好，水好，飯菜也好，我們可以仰望星空，能夠看到星星。」賀衛方說。
賀衛方把新疆的兩年「支教」看成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拿他自己的話說，他來新疆，命運中早就埋下了伏筆。
四年前，他應邀參加石河子大學舉辦的西域法學論壇，送行宴上，主人說歡迎賀老師多來新疆，他說希望有機會到石河子長住一段時間。當時賓主都覺得是客套話，沒想到四年後，他真來了。
其實，賀衛方的家族也和新疆有關。1963 年，舅舅在山東老家被打成「右派」，教不成書了，一拍屁股帶著老婆到了伊犁，一直到1981 年平反以後才離開新疆；外祖父也死在了新疆。
除了遊歷、交友，賀衛方還開始做新疆歷史文化研究。
在作關於新疆文化的演講時，講桌上就堆著《亞洲腹地旅行記》、《外交官夫人的回憶》、《重返喀什噶爾》、《新疆考古記》等書。「那些書在我書架上已經躺了20
年以上了，當時看了個頭，就沒再看下去。這次不一樣了，它描寫的不少地方我都去過。」賀衛方一直對基督教的傳播歷史感興趣，過去他關注的是基督教在內地的傳播，但一直沒能瞭解從西邊穿過天山山脈的基督教傳播史，「喀什那個地方還有景教（即唐朝時期傳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脫裡派，也就是東方亞述教會——編者注）的痕跡」。
他發現瑞典出版的關於新疆歷史文獻的書是最多的。因為曾經有一個虛假的傳說，稱瑞典人的祖先生活在喀什，雖然後來被證偽，不過還是不斷有瑞典人來到喀什，研究喀什的維語與瑞典語的關係。事實證明是沒有關係的，瑞典傳教團還是在喀什辦了印刷所、醫院和學校，雖然傳教效果不大，但其慈善功能對當地幫助很大。賀衛方最近把他找到的瑞典文獻的目錄放在了部落格上：「瑞典歷史博物館、瑞典國家檔案館有那麼多有關新疆的近代史文獻，應該儘快翻譯出版。」
賀衛方在新疆的一個重要工作是，釐清了和中國200 年來不斷有瓜葛的英國幾代「馬卡特尼」，發現原來是同一個家族（the Macartney Family）。
「以前大家都是孤零零地去處理它，比如研究太平天國時，他們會注意到一個馬卡特尼（中文名字「馬格里」）有一些作用，中國近代外交史也會研究他，研究洋務運動的人會注意到他。
研究新疆史的人就研究英國駐喀什總領事的馬卡特尼（中文名字「馬繼業」），但不大會關注這兩個馬卡特尼之間的關係，至多在生平中提一句，馬繼業有一半中國血統，絕不會想到其實更早的喬治·馬葛爾尼，他們的英文名字是一樣的。」
賀衛方開始訪問西方一些專門研究家族的網站，發現馬卡特尼是一個古老的家族，最早在蘇格蘭，後來17 世紀移居愛爾蘭，一直非常受英國王室尊重；因為是貴族，家族中產生許多外交人物。「這個馬繼業就是當年英國國王把他派來見中國乾隆皇帝的馬葛爾尼同一家族的後裔。
1793 年，在承德避暑山莊，馬葛爾尼謁見乾隆皇帝，贈送禮物，攜帶了英國國王的信，最後因為他不肯三拜九叩，遭到乾隆的冷處理，結果導致讓中國開放寧波、塘沽等口岸的一系列要求沒有實現，只帶回了一堆回贈的禮物。因為馬葛爾尼拒絕向中國皇帝下跪，英國的朝野上下都覺得他維護了英國的尊嚴，給他加官晉爵。」
馬葛爾尼沒有孩子，沒有人繼承他貴族的「職稱」，於是他只好把家族「職
稱」和家族的姓氏轉給他的一個侄女婿。這個侄女婿繼承了馬葛爾尼家族的名號，但是不能繼承貴族的家徽，這在英國有非常嚴格的規範。
當年李鴻章辦洋務請的一個軍火製造顧問，就是馬繼業的父親馬格里。因為軍火工廠發生過爆炸，連累到李鴻章，後者一生氣就把他免職了。後來中國跟英國建立外交關係，派出了第一任駐英國大使叫郭嵩燾。郭當大使，倚靠的一個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馬格里。
馬格里後來在中國駐英大使館工作將近30年。在南京，太平天國動亂期間，一位貴族家的千金喪失了父母家人，最後被馬格里收留，兩人結婚，生的孩子正是馬繼業。馬繼業在南京生活到十歲，回到英國接受教育。
他在中國被稱為「洋鬼子」，到了英國被稱為「中國豬」，所以馬繼業終其一生，在他任何寫作中不提及他的母親。馬繼業把喀什總領事館的作用發揮到最大，在「大博弈」中，英國人之所以能夠有效遏制俄國人，跟馬繼業的工作有關係。
馬繼業在喀什協助了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勒柯克等考古學家，包括日本的大谷光瑞考古隊，「馬繼業在中國文物流失中也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現在《泰晤士報》北京分社社長中文名叫馬珍，我在網上檢索到她的一篇文章《喀什英國領事館擺脫遭受拆遷的命運》，2009 年12 月底我回北京，跟馬珍見面，章大姐也來一塊聊天、喝酒，馬珍說她就是這個家族的。
馬珍已經在北京住了十幾年，她準備專門就祖上馬葛爾尼到中國所走的每一個地方和現在的發展情況作對比寫一本書。」
在新疆可以大哭大笑
和賀衛方一樣，章詒和也愛新疆。
章詒和說：「全中國只有西北保持最本初的狀態，沒被改造過。在新疆你可以大哭大笑，可以和大自然最親密接觸。新疆人完全是超乎想像的美和純潔，有很多人的性情保持爹媽生出來的那樣，這在北京幾乎沒有。」
2009 年8 月和10 月，章詒和兩次到新疆和賀衛方旅行散心，「寫寫新疆的花花草草、盆盆罐罐的東西，來忘記那些事。」
在塔什庫爾乾紅其拉甫口岸，因高原反應，下車只待了很短時間，賀衛方快速「出國」到巴基斯坦邊境，拍了照片，趕緊下山。
一路上，章詒和講故事，賀衛方當聽眾。她講個人監獄的經歷、父輩的往事、民國逸事、政界、文藝界名人瑣事。這些故事中的一部分，收入了《四手聯彈》。
在輪臺縣的塔里木河流域，章詒和看到了沙漠中的原始胡楊林，講了一個有關胡楊的故事。與「現在歐洲走紅的油畫家聶崇良」有關，章並不認識這個人。
聶崇良是上海名門之後，1963 年父親「出事」，家產被作為敵產沒收，聶被
發配到新疆兵團。
白天打土坯磚，晚上給農工講故事，從《基督山伯爵》、《茶花女》到《紅與黑》，但有人告密，兵團把他抓走了，說他思想反動，判了勞改，做苦役。1976 年打倒「四人幫」後，他利用一次押運的機會，逃回上海，滿身補丁，一根扁擔，家裡人都不認識他了。
他當了個小職工，唯一的愛好是到上海周邊畫畫，一次，從河邊住家裡出來一個女人，看了他的畫，對他說：「什麼都不要管，愛畫什麼畫什麼。」這個女人叫費楠，當時已有丈夫和兩個女兒，她像收留流浪漢一樣收留了聶崇良，後來兩人相愛了，費楠和丈夫離婚。
「聶崇良結婚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帶妻子去新疆，去那本來是他最大恥辱的服刑地。一到新疆，他就熱淚滾滾，說沐浴的新疆的風景是世界最美的，只要看過沙漠的胡楊，世界上沒有別的風景可看了。他畫的新疆胡楊系列畫在歐洲走紅。他的色彩感覺跟歐洲畫家是一樣的，我感動得要死。一個有藝術感覺的人，沒有不對新疆動心的。」章詒和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