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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報 科學文摘 18

觀察專欄|陳忠海:宋朝的“鄉村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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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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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展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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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一個經濟繁榮的時代,商業也很發達,宋朝在「重農」的同時並不「抑商」「賤商」,人們對從事商業基本不再抱有歧視感,很多人願意去經商,透過商品交易或者從事手工業生產發家致富,出現了一個富有的商人群體,這些人通常被視為「有閒階層」,除衣、食、住方面的享受外,他們也有旅遊方面的需求。

宋朝還有一支較以往更為龐大的官吏隊伍,宋代科舉「擴招」,透過科舉進入仕途的人數大增,平均下來每年幾乎都是唐朝的10倍,唐朝貞觀年間全國官員人數僅7000多人,而到北宋宣和年間,官員人數已達到48000多人,這還只是朝廷「在冊」官員,不包括數量幾倍、十幾倍於此的胥吏。透過科舉入仕的官員多有「文人情結」,加上宋朝又以官員薪俸高、福利好著稱,為官員們進行旅遊活動創造了條件。

大批具備文人和官員雙重身份的旅遊者走進鄉村,體驗鄉村生活,成為一道新景觀,這從他們創作的大量田園詩中就能看出來。據統計,有近500位宋朝詩人留下了田園詩,總數超過4000首,其中:范成大140首,楊萬里75首,劉克莊70首,梅堯臣40首,蘇轍36首……這些數字大大高於前代類似作品,宋代以前田園詩被認為寫得最好且詩作較多的是陶淵明和王維,他們留下的田園詩都只有30首。

宋代鄉村旅遊者中還有一個特殊人群,就是應試計程車人,在只能用腳一步一步完成長途旅行的情況下,有人索性把漫長枯燥的旅途變成了一路上的「鄉村遊」,條件好的學子出行時還會帶上一個或幾個僕人,或者幾個學子結伴而行,這其實也是一個龐大的旅遊群體,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各地來京城應試的「貢舉人集闕下者萬四千五百六十二人」,由此拉動起的「鄉村遊」幾乎成常態化,可以想見,他們也帶動了鄉村旅遊的繁盛。

農民辛苦勞作,農閒時也希望得到放鬆,他們既是鄉村旅遊的組織者,也是鄉村旅遊的參與者,蘇軾在《和子由蠶市》一詩中寫道:「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千人耕種萬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閒。」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村生活條件的改善,使農民也具備了旅遊的興趣與渴望。

特色旅遊

旅遊者走進鄉村,自然要觀賞農事,詩人、旅行家范成大在鄉間看到百姓插秧苗,禁不住停下腳步細心觀看,理學家朱熹來到鄉間,看到稻穀已經成熟,寫下了「禾黍誰言不陽豔,晚炊流詠有餘香」的詩句,在宋朝詩人的筆下,幾乎所有農事活動都被寫入詩中,有的還「去鋤南山豆,歸灌東園瓜」,親自體驗農業勞動,有的「拄杖閒挑菜,鞦韆不見人」,或者「菊援分陽甲,滕巖下早英」,相當於採摘活動。

春天,鄉村百花盛開,「往來車馬遊山客,貪看山花踏山石」,像蘇軾那樣的「花痴」,甚至「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一些鄉民看到種植花卉能帶來商機,就有意識大量種植以吸引遊客,「武陵儒生苗彤,事園池以接賓客。有野春亭者,雜植山花,五色錯列」。洛陽等地素以牡丹著稱,當地還組織起牡丹花會,賞花也賣花,歐陽修曾記載說,花會上「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說的是稀有牡丹花品種「姚黃」價格非常昂貴,種花、賣花甚至嫁接新品種成為一部分鄉民吸引旅客並實現致富的手段。

各地在發展鄉村旅遊中因地制宜,推出自己的特色。洛陽主打牡丹,成都附近的鄉村則開發出「遊江」「蠶市」等活動,宋人陳元靚在《歲時廣記》中描繪:「於是,都人士女,駢於八九里間,縱觀如堵。抵寶曆寺橋,出,宴於寺內。寺前韌一蠶市,縱民交易,嬉遊歡樂,倍於往歲,薄暮方回。」從描繪的情景看,「遊江」相當於「旅遊節」,「蠶市」相當於「商品交易會」,除「蠶市」外,有些地方還舉辦「藥市」等活動,還有各種「廟會」「道會」,這些「旅遊搭臺,經濟唱戲」的活動,在當時廣大鄉村已不是稀罕事。

在各地鄉村旅遊中,還流行著許多人們喜聞樂見的遊戲活動。宋時,一種叫「鬥草」的遊戲在廣大鄉村十分盛行,它分為「文鬥」和「武鬥」兩種,「文鬥」是比關於花卉百草的知識,看誰懂得多;「武鬥」是雙方各採摘具有一定韌性的草,相互交叉成十字狀,各自用力拉扯,以不斷者為勝。在宋朝,「鬥草」遊戲深受成人和兒童的喜愛,范成大在《春日田園雜興》中寫道:「社下燒錢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滿地花狼藉,知是兒孫鬥草來。」

宋朝鄉村旅遊中還有盪鞦韆、放風箏、鬥雞等流行的娛樂活動,其中盪鞦韆是寒食、清明前後踏青郊外遊的一項「保留活動」,被稱為「半仙之戲」。放風箏也非常盛行,「萬人同向青霄望,鼓笛聲中度綵球」,當時還流行一種玩法,清明節時人們將風箏放高放遠,之後將線割斷,讓風箏帶走一年的「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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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榮經濟

鄉村旅遊的興盛帶動了經濟發展,宋朝的旅店業等較以往有極大提升,與這股「鄉村旅遊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宋朝之前,旅店業的主要經營者是官府,基本是為國家驛站系統配套服務的。宋朝以後,在鼓勵商業活動以及旅遊業興盛的背景下,私營旅店業開始興旺發達,不僅大城市裡旅店林立,而且廣大鄉村也到處開設了旅店,在宋人的詩文中,「村店」「野店」「郊店」「山店」以及「逆旅」等隨處可見,宋仁宗時「朝廷發兵屯定州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間」,顯示出鄉間旅店的巨大容納能力。

當時的旅店業經營已較為成熟,不少旅店定價時已與旅遊的淡季、旺季相掛鉤,每到旅遊旺季或者科舉應試期間,「雖一榻之屋,賃金不下數十楮」。臨安錢江潮是著名旅遊景點,每到觀潮時,「自廟子頭直至六和塔,家家樓屋,盡為貴戚內侍等僱賃作看位觀潮」,這期間「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那時觀潮的人多住在周邊鄉村,旅店費用較平時自然也翻番上漲。

鄉村旅遊帶動的不僅是旅店業,一些人看到了鄉村旅遊帶來的商機,於是投資修建私家園林供人遊覽,類似於現在的公園,園主透過收取「茶湯錢」來獲利,徐大焯在《燼餘錄》中記述了這樣一個案例:「朱勔家本虎丘,用事後構屋盤門內,名泳水園。中有雙節堂、御容殿、御賜閣、迷香樓、九曲橋、十八曲水、八寶亭。又毀閭門內北倉為養植園,栽種盆花,每一花事必供設數千本。遊人給司閽錢二十文,任入遊觀,婦稚不費分文。」在這個私人修建的「公園」裡,不僅有亭臺樓閣和花卉,還有游泳池,大門口有被稱為「司閽」的收票員,每張門票20文,婦女和兒童不收門票。

發展鄉村旅遊,吸納了大量勞動人口,旅遊業及相關的旅店業、飲食業、種植業、交通業等都從中受益,進一步繁榮了鄉村經濟,也為朝廷增加了稅收。蘇軾知杭州期間曾上《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奏摺,講到杭州地區的「酒稅」每年就有20多萬貫,這僅是杭州一地飲食行業為稅收做的貢獻。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全國各地「草市」為朝廷增加的商業稅高達420多萬貫,約佔當時全國財政總收入的10%。宋朝被稱為「最富的王朝」,繁榮的鄉村旅遊業在其中也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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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陳忠海,本刊專欄作家、文史學者,長期從事金融工作,近年來專注經濟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歷史人物傳記8部,《套牢中國:大清國亡於經濟戰》《解套中國:民國金融戰》等歷史隨筆集6部,發表各類專欄文章數百篇。

本文刊於《中國發展觀察》雜誌2018年第9期

觀察專欄|陳忠海:宋朝的“鄉村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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