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有人問我，如果請你選擇唯一一本你的書送給讀者或和你不熟悉的人時，你會選擇哪一本？這時候，我總是毫不猶豫地答：我選《我與父輩》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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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閻連科
全文約3562字，細讀大約需要7分鐘
閻連科 圖 / 張井濤
記得我十三四年前去英國，要從倫敦到劍橋參加一個活動。因為一出國，我就是語言的盲人，一個英語單詞都不認識，於是翻譯就把我送到火車站，告訴我幾點幾分、哪輛火車到劍橋，需要坐幾站，劍橋兩個字的第一個字母是什麼，最後一個字母是什麼，下了車會有人在旁邊接我。然後她就指指左邊第一節列車讓我上去了。我上去一看，整節車廂，乾淨豪華，沒有一個人，這樣我就坐下了。等到列車發車後來了一個警察，他拿著我的車票看看，往前指一指，意思是讓我往前邊車廂去。於是我走了兩節車廂，仍然見沒人，就又坐下了。可過了大約十分鐘，還是那個胖警察，又過來再次指著前邊讓我往前去。如此我就又走了兩節車廂，見有人坐在那兒，我也就再次坐下了。
就這樣，我在火車上換了幾次座位，到最後，警察再次過來很奇怪地看看我，最後無奈地朝我笑一笑。為什麼？因為我買的票是普通座，而我幾次換座位，都仍然是在商務座的車廂裡。結果是，警察對我這個語言的盲人起了同情心，只好讓我坐在商務車廂了。而且他不僅讓我坐在那兒，還給我端來了一杯咖啡。當時還以為我可能坐對車廂位置了，咖啡都給我端上了，然而沒想到，過了一會兒，警察帶著一個生活在英國的中國人過來了，那個中國同胞跟我說：「你坐的是商務座，可你買的票是普通座。警察不讓你換座、也不讓你補錢了，咖啡也免費。但你既然是來自中國的客人，因為他認為世界上的語言中文最神奇、最好看，就請你隨便幫他寫一句中文做紀念。」
這使我想到英國作家卡內蒂在他的名作《迷惘》中，主人翁因為熱愛書，家裡就成了圖書館。而他熱愛的書籍中，最愛的一本是來自中國的中文原版書。他認為全世界的語言，最偉大、最神奇、最有審美意義的語言是中文。中文的一點、一橫都是獨立的，有審美價值的。他說「漢字是世界語言金字塔頂上的那塊最高最高的頂尖石。」
現在想來，這就是華語之美，是華語的分量。是文學和現實中的兩個英語人物對中文——華語的慰問和致敬。
講到情感的力量，這就不是華語獨有的。華語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語言，但它的情感力量，卻不是獨一無二的。就文學作品言，世界上所有的文學作品，其最為通行、基本的價值標準，是可以用情感的力量來考量其藝術價值之大小的。我們有很多維度去評價一部小說，結構、敘述、精神、靈魂、語言……但在超越各個名族或地區的語言之後，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歸根結底的一點，還是要考察小說情感的力量。
我們今天說的偉大的作品，莫不是如批評家謝有順說的「從世俗中來，到靈魂中去」的一個過程。到靈魂中去，就是到最為深層的情感中去；換言之，可說是從世俗的情感中來，到靈魂的情感中去。這是小說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寫作路徑。世界上偉大的作品，沒有一部不包含情感的力量，哪怕是數學專著或者法律專著，在專業人士那兒，也是能從中讀出情感深度的。但是隻有文學，就不僅是專業人士、而是人人都能從中讀出情感的深度、濃度和重量。
回到中國文學中。在情感的力量上，那麼正面、正能量。溫情、飽滿、勸善、愛國、讓人向上等，始終如一、長久不變。能夠在中國文學長期留存下來的，大多都是在情感上正面向上的。四大名著是這方面最有力的證據。但是，又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去思考，為什麼我們可以人人談論《紅樓夢》，而大家卻買不到《金瓶梅》？對後者不能暢所欲言去討論？仔細考量，這不僅是性描寫的差別，更是人的情感正負、黑白之差別。自古至今，我們都張揚一種正情感，而壓抑另一種負情感。我們的民族，偉大就偉大在我們非常張揚正面、溫暖、善好之情感。但久而久之，也讓我們覺得我們在情感的張揚上，是不是還稍微有點狹隘呢？作品中總是讓大家看到正情感，看不到負情感；看到光明之精神，看不到黑暗之淵黑。如此我就想，我們今天——當下的中國文學，成就成在正情感，是不是敗也就敗在正情感？實在說，人是非常複雜的。許多時候，負情感、黑情感這種可以稱為「惡情」的東西，其實正是人性本質的一部分。從文學的道理去說，人類的任何經驗，都是文學作品的寫作資源，我們不應該為文學設立寫作的邊界。你可以追求真善美，別人也可以關注黑暗、關注齷齪、關注負能量等人性之惡情。當然，關注什麼更有藝術價值，度在哪兒，這個是作家的才華和判斷力。
列夫·托爾斯泰那麼偉大，《安娜·卡列尼娜》那麼偉大，這個偉大，就是因為托爾斯泰特別正視了人的暗情感，乃至惡情感。就安娜的一生來說，她美麗、激情、有婚外戀。這段婚外戀的美麗和可敬，是不是人的暗情感？小說寫到最後安娜要去自殺，她到火車站站在月臺上，對自己說：下一列火車到來的時候，我就從這裡跳下去，從此結束這一生，關於男人、關於貴族、關於這個世界的虛偽，這一切的一切，都像一支蠟燭徹底熄滅那樣不在了。我們談論安娜的時候總是在談論安娜死前的這段心理，以為這兒是小說在心理上的高光和托爾斯泰關於對世界認識之思想。但是我們疏忽了一點，托爾斯泰在他的小說結尾，最偉大的一點不是寫出了安娜這段心理，而是在這之前，他寫了安娜一段惡情感。
安娜準備自殺，站在月臺上等待火車的到來。火車來了，一箇中年女人下了車，出現在她面前，她四五十歲，長相醜陋，穿的硬撐裙又破又髒，而且還是個瘸子。托爾斯泰寫到，安娜看到這個女人後想，這個又髒又醜的女人，如果她躺在床上，和一個男人在一起，那會是什麼樣子呢？我的天！安娜都要去死了，在死亡之前，她看到一個比她年紀大、穿著破爛的女人，她想的不是對這個底層女人的同情，而是她和男人在一起是什麼樣子。托爾斯泰真的是偉大，他真的是寫到了安娜的靈魂裡邊去。而他在寫出安娜的靈魂時，關注的恰恰是人的暗情感和黑情感。直言之，他關注的是人之惡情。
而我們的文學，恰恰是缺少這種對惡情的關注。
惡情是不被我們傳統接受的。就文學人物言——單單是人物，潘金蓮作為文學人物，她的分量就比賈寶玉和林黛玉的分量輕了嗎？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關注了我所說的正情感和負情感交叉的地帶。他的小說中的情感，是不能簡單去分正負、光明黑暗的。人就是那個樣子，愈加混沌、愈加說不清楚，在文學中就愈加偉大。為什麼我們一直說魯迅是偉大的作家？恰恰是這在一點：因為他關注了中國人情感上的黑與惡。
沈從文有篇小說叫《丈夫》，寫一個妻子接客的時候，丈夫就在船頭坐著。當然這非常愚昧，也非常不愉快，但這篇的情感力量遠遠大於《邊城》。《邊城》是偉大的小說，但就小說的情感重量來說，這樣一個短篇，情感的重量也許超過了那八九萬字的《邊城》。為什麼？就是因為它寫出了人的暗情和惡情。是這種暗情、惡情真正透視了我們作為人的尊嚴是什麼。
閻連科在給自己的新書籤名 圖 / 張井濤
最後來說華語的分量和情感的力量。毫無疑問，華語是偉大的語言，是獨一無二的語言。我們有這麼多的人口，有這麼了不起的語言，作為人的中國人，又是世界上情感最為複雜、最為多層次，甚至無法讓其他國家的人明白我們每天都在做什麼、想什麼、我們這樣做了又是為什麼。他們無法理解我們內心和行為上的高尚、虛偽和黑暗，都豐富、混亂、交叉到哪個地步。然而我們的寫作，可能不是那麼回事。在作品的情感上，我們非常單調，文學中寫不出這些複雜來。為什麼中國小說在海外那麼難以被接受？簡單舉一例子說，中國人的血緣倫理之特別和複雜，可謂世界之最，七大姑、八大姨，讓外國人根本搞不清楚這種倫理關係。但他們更搞不清的是這種倫理包含的情感關係。人類的倫理情感，再也沒有哪兒能像中國人這麼豐富。可這種複雜的倫理情感，用故事（小說）又怎樣去寫作？怎樣去表達？
在華語和情感的表達上，我以為散文這種文體是把二者結合得最為完美的。它自由、隨性，流淌而不拘泥於岸的約束。在寫作過程中，既有岸的存在，又有越岸的漫溢。甚至說，漫溢的部分，恰恰是散文的美和偉大，是情感最真實和飽滿的流淌和溢位。全世界沒有一個語種，能像中文這樣有如此悠久的散文傳統，又有那麼多偉大的散文家和經典的作品。就單單是當代散文來說，史鐵生、張承志、韓少功、賈平凹、劉亮程、李娟、李敬澤、李修文，等等等等，真的是在華語的分量和情感的力量上，都有不懈的實踐和成功之作品。而我自己，無非是想努力成為他們其中的一員。《我與父輩》《711號園》《田湖的孩子》等，無非是向這個隊伍靠攏並加入時展示的作業、門票和通行證。尤其《我與父輩》——經常有人問我，如果請你選擇唯一一本你的書送給讀者或和你不熟悉的人時，你會選擇哪一本？這時候，我總是毫不猶豫地答：
我選《我與父輩》。
因為它在華語和情感這一點上，應該是結合得相對完美和成熟的。
《我與父輩》，閻連科著，河南文藝出版社，201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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