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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篇全球人文與地理
NO.1528-希臘要獨立
作者：andy
製圖：孫綠 / 校稿：貓斯圖 / 編輯：養樂多
1821 年, 希臘獨立革命爆發, 名滿歐洲文壇的英國詩人正在義大利旅居，在長詩《唐璜》中寫下了《哀希臘》這一詩篇。兩年後, 他告別情人溫暖的臂彎，帶著經費和裝備趕赴希臘，最終不幸感病葬身於茲。
這位詩人便是拜倫
他將自己的財產、精力和生命
都奉獻給了希臘獨立事業
（希臘-雅典，拜倫雕像，圖片：shutterstock@Lazaros Papandreou）▼
幾年後，法國畫家德拉克洛瓦又創作了《克俄斯島大屠殺》, 控訴土耳其人的暴行。
這些知識分子借自己的作品，向歐洲傳播了一個基本的論調：歐洲文明有著共同源頭（古希臘文明），支援希臘獨立運動，是「文明同源」的歐洲人幫助同胞擺脫土耳其人野蠻落後統治之舉。
「同源同種」的力量還是相當強大
此時的歐洲列強也有餘力來碾壓奧斯曼了
（圖片：德拉克洛瓦《克俄斯島大屠殺》）▼
不論這一論調是否符合歷史事實，但歐洲輿論無疑大大偏向了希臘，並促成了日後歐洲列強的直接干預，開始了歐洲扶持希臘的近兩百年曆史。
地位最高的二等公民
拜占庭帝國滅亡後，希臘人與巴爾幹的東正教徒都成為奧斯曼蘇丹的臣民，作為非穆斯林群體自然成為了二等公民。
但奧斯曼政策對非穆斯林相當寬厚，非穆斯林可以組成自己的宗教社團「米勒特」，享有文化和法律上的自治，選擇自己的領袖，只要他們按時繳納人頭稅即可，甚至可以不用服兵役。
奧斯曼帝國和她取代的拜占庭帝國一樣
都是地跨歐亞的包含眾多民族和宗教的政權
所以保持中央權威與地方自治的平衡，極其重要▼
而希臘人，憑藉崇高的文化地位，又成為了這些非穆斯林團體之首。希臘東正教的主教不僅負責希臘東正教徒的事務，還取得了對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等、羅馬尼亞等巴爾幹民族的管轄。
東正教畢竟在巴爾幹有著上千年的積累
希望在歐洲方向大幅擴張的奧斯曼
必須爭取到希臘東正教勢力的支援或配合
（圖片：YuG / Shutterstock）▼
在商業與金融上，希臘人更佔有優勢地位。突厥人不善於經商，貿易主要交給基督徒或者猶太人，希臘商人更是利用他們在航海方面的優勢，支配著奧斯曼帝國的海洋運輸和貿易。
比如奧斯曼與沙俄的貿易，就幾乎為希臘商人控制，烏克蘭敖德薩聚集了大量希臘商人，最早的希臘獨立組織「友誼社」也在此誕生。至今當地依然有希臘廣場，存在小規模的希臘人社群。帝國首都伊斯坦布林的銀行家，主要也是希臘人。
在帝國境內，不同族群「各司其職」
海洋屬性的希臘人就是帝國海上事業的重要承包商
（圖片：google map）▼
希臘人的文化與經濟地位，很快轉化成了政治地位。一部分希臘人進入蘇丹的政府之中，形成了希臘人的官宦世家。自18世紀起，希臘人長期壟斷了一些關鍵崗位，或負責外交，或者出任巴爾幹地區的地方大員，他們被稱為法納爾人。
法納爾人不光是奧斯曼宮廷管理巴爾幹的助手
也是奧斯曼與歐洲各國交流的重要中間人
（法納爾人-亞歷山大·穆魯茲與英國大使）
（圖片：wikipedia@showWilliam Watts）▼
而多山的希臘半島上，則出現了大大小小諸多希臘土豪或者匪幫，隨著帝國軍事實力的日漸衰落，不時有地方豪強造反，而帝國往往也只能拉一派打一派。幾番招安之後，這些希臘豪強也大量進入地方政府之中。
雖然希臘與小亞細亞僅一海之隔
但海洋與大陸兩種風格還是差異明顯
基於小亞細亞的陸權大國想完全控制破碎的希臘半島
還是挺難的
（圖片：shutterstock@AridOcean）▼
總的來說，自從15世紀奧斯曼帝國取代拜占庭統治巴爾幹地區以來，希臘人與包括突厥人在內的帝國多元族群已經雜居相處四百年，彼此利益已經相互交錯，語言風俗也或有間染，成了藕斷絲連的利益共同體。
換言之，希臘人是地位最高的二等公民。他們生活穩定，在教育、文化方面也有一定自由，與西歐的文化聯絡和交流也未中斷。憑藉著帝國的倚重，希臘人甚至對巴爾幹其他東正教徒也施加了很多影響。
建於伊斯坦布林的東正教堂
（圖片：tolgaildun / Shutterstock）▼
雖然小規模的衝突不時上演，但希臘人與奧斯曼帝國總體相處融洽，他們之所以選擇在利益交融的19世紀起義，而非矛盾最為尖銳的征服早期，是因為推動獨立的星火不來自於內部，而來自於外界。在新的時代面前，運轉了數百年的奧斯曼帝國，已經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
此時，西方世界的歷史主舞臺
早已經從地中海-中東轉移向大西洋-西歐
而西歐國家在新的路徑上發展處了另一種國家形態
這種政治上的時代革命，最終要了中東奧斯曼的命▼
被催熟的革命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在自由平等思想傳播的同時，也提出了民族國家這一新型國家建構方式：每個民族都應該建立自己的國家，對內實行公民的民主。拿破崙戰爭向歐洲各地輸出了這種觀念，讓合法性來自神授的王朝君主們膽戰心驚。
拿皇雖然敗了
不過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政治觀念和組織動員手段
已經改變了歐洲，並將改變世界
（對於進過巴黎的俄軍，沙皇也要警惕三分）
（圖片：shutterstock@Matthew Leigh）▼
在希臘西部，也出現了一個短命的伊奧尼亞群島合眾國。
雖然這個群島國家也在今天希臘境內
不過實在很小，而且其存在也是個歷史偶然結果
（圖片：shutterstock@AridOcean）▼
在此之前，希臘的知識分子與商人也已經將法國的啟蒙主義思潮和革命號召帶回了本土。
一部分希臘先進知識分子認識到，只有擺脫奧斯曼帝國的統治，建立獨立的國家，才能獲得自由，才能改變生存狀態。從法國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中，希臘人看到爭取民族解放的可能性，但「友誼社」自身力量卻不足，不僅規模不大成分複雜，更重要的是沒有自己的武裝，僅靠一些匪幫作戰。
來認識下這個組織——「友誼社」
其使命就是從奧斯曼帝國的手中解放希臘
（圖片：wikimedia）▼
先天不足的革命力量註定更依賴外部援助，好在他們並不孤單。
同為東正教徒的沙俄與希臘人有著天然的親近，有很多希臘高官在沙俄政府中任職，沙俄也有支援巴爾幹東正教徒叛亂打擊土耳其的傳統。民族主義思潮的傳入與沙俄的有意支援，最終促成了第一個希臘獨立組織的形成：1814年，希臘商人在敖德薩成立了友誼社，組織者都是見多識廣的商人知識分子。
這裡需要注意，希臘人並非斯拉夫民族
顯然，俄國不止想做斯拉夫人的祖國
還要做全部東正教徒的祖國
可見，民族、宗教兩手一起開疆，俄國人已經很熟練
（圖中三種顏色分別表示東、西、南斯拉夫民族國家）▼
此時的奧斯曼已經垂垂老矣，外有沙俄波斯這樣的宿敵環繞，內則主上昏庸，地方割據。17-18世紀的眾多蘇丹都是平庸之輩，帝國內部各種機構的大小官員任人唯親，出現嚴重腐敗。以往帝國視為支柱的近衛軍系統也十分老化，抵制蘇丹的改革。
原本維持帝國良好運轉的機制開始失靈，民族和宗教矛盾引發的社會動亂頻繁發生，地方上的長官——帕夏們也多次掀起叛亂。
1820年，鎮守希臘地區的阿利帕夏和馬哈茂德二世蘇丹兵戎相見，各類地方土豪也紛紛起兵，巴爾幹騷動不已。趁此機會，「友誼社」與各方取得聯絡，計劃策動全巴爾幹的基督教徒一同發難：一是多瑙河的公國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二是首都伊斯坦布林，三是伯羅奔尼撒半島。
雖然是多地同時發難
但當時的奧斯曼帝國仍很強大
徹底蠶食到奧斯曼帝國還需要一百年時間
（圖片來自：shutterstock）▼
可惜，這些計劃不切實際，大都落空了。阿利帕夏不堪一擊，起兵一年左右就被奧斯曼政府軍打敗了；伊斯坦布林起義沒有實現，反而使得首都的希臘人慘遭血光之災，東正教牧首也被蘇丹處斬，舉世譁然；作為這次起義主力軍的多瑙河公國也沒有得到俄國支援。
這主要是因為吃夠了拿破崙虧的歐洲君主們，締結了一項神聖同盟，互相不支援彼此的叛亂和革命，出事還應該一起鎮壓。沙俄就是靠積極出兵打擊拿破崙，獲得了歐洲憲兵的美稱，雖然與土耳其素來敵對，但也不願意支援希臘的獨立革命破壞君主國門的共識。
這次雖然有宗教、民族主義雙加成
然奧斯曼國運大限未至，起義者還是輸了
（圖片：wikipedia@塞奧佐羅斯·若扎克斯 ）▼
此外起義者內部也沒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彼此之間的內訌頻頻發生。奧斯曼蘇丹為了鎮壓叛亂，求助於埃及，借來了戰鬥力更強的埃及軍隊，雖然起義軍英勇作戰，但形勢對他們越發不利，到了1826-1827年，起義軍已接近潰敗的邊緣。
為紀念希臘獨立戰爭200週年
希臘成立了「希臘2021委員會」
籌備希臘獨立戰爭200週年紀念活動
今年二月公佈了希臘獨立戰爭200週年LOGO▼
大國干涉
山窮水盡的希臘起義軍雖然沒能感動歐洲各國政府，但吸引來了大批熱血青年，尤其以歐洲的知識分子為主。
這主要是因為當時歐洲瀰漫著對古典文明的崇拜，將希臘和羅馬視為自身文明的源頭，而文明之源希臘淪喪於野蠻的奧斯曼手中，更激起了廣大精神希臘人的義憤。
這頗有一種尋根之旅的味道
保衛文明的源頭，對抗野蠻的奧斯曼帝國
即使沒有國家的支援，民間也要把十字軍搞起
（圖片：shutterstock@Gilmanshin）▼
拜倫的好友、詩人雪萊亦曾準備前往希臘, 但在成行之前, 不幸溺水身亡。蘇格蘭人托馬斯· 戈登在希臘軍中充任指揮官, 並在日後出版《希臘革命史》，成了一名歷史學家。法國青年則幫助希臘人建立了自己的正規軍，包括一個希臘營和一個由歐洲志願者組成的「親希臘者營」。
歐洲各國民間團體紛紛成立希臘委員會, 積極幫助希臘獨立政權募集資金, 並資助歐洲各地的志願者踏上前往希臘的旅程。倫敦親希臘委員會於1824年和1825年會先後向戰亂中的希臘資助了兩筆貸款，金額高達80萬英鎊和200萬英鎊。甚至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也在國內發起了募捐，僅1824年５月就有3.2萬美元匯往希臘。
他們遠道而來為希臘人民的自由拋頭顱灑熱血.
不過無論成敗，希臘人也確實記住了拜倫們
（臨終前的拜倫，圖片：showJoseph Denis Odevaere）▼
他們從希臘前線發來帶有偏頗的報道，一味強調希臘的正義和奧斯曼的殘暴，對希臘義軍方面的暴行能避則避。最終，在歐洲輿論界促成了洶湧的民意。
歐洲各君主國雖然堅持正統性原則，不願干預叛亂，但現實利益還是讓他們不想放過削弱奧斯曼的機會，同時還互相提防，生怕他國干預而影響自己在近東的利益。民意也為干預決策提供了正當性基礎。
一方面是科技和軍事落後
一方面是國家動員能力無法和民族國家比
龐大的奧斯曼帝國就成了列強眼前的肥肉
而各個獨立勢力正急需列強們的援兵▼
俄國、英國、法國都先後捲入其中，三方在1827年一起簽訂《倫敦條約》，並向蘇丹發出最後通牒。
該條約敦促停戰，並承諾由歐洲強國保護希臘，並派遣聯合艦隊維護和平，還提出希臘和土耳其兩個民族分離的原則與「和解」的方式，把土耳其和希臘安排得明明白白。
奧斯曼蘇丹當然要嚴詞拒絕，歐洲三強聯合上陣，先是打垮了土耳其和埃及的海軍，迫使埃及退出後，沙俄又藉口保護巴爾幹基督徒，在陸上向土耳其開戰——這就是第八次俄土戰爭。不出意料，土耳其落敗，被迫簽訂城下之盟，承認希臘獨立。
但希臘獨立後，所謂的民族自決還是沒實現。政府欠下了歐洲銀行家的鉅額債務，法國人充當希臘的軍事顧問，英國人指導希臘政府的管理人，第一任總統卡普迪斯特里原來還是沙俄的外交大臣，這位回國的希臘僑民感嘆：「希臘的命運掌握在上帝和歐洲大國的手裡。」
他沒有料到，自己不久就要遇刺身亡，接下來希臘還要迎來一位德國巴伐利亞的國王。
*本文內容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識局立場
封面圖片來自：shutterstock@Gilmans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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