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大孟鼎、大克鼎、毛公鼎三大名鼎被譽為晚清「海內三寶」，其中大盂鼎收藏於北京，大克鼎收藏於上海，只有毛公鼎被收藏在了臺北「故宮博物院」。毛公鼎為什麼會飄洋過海「飛」到臺灣去了呢？這裡面藏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清道光年間，正值春季，陝西岐山縣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裡翻弄土地，搬開田中的一塊大石頭後，頓時驚呆了，他看到了一個圓滾滾的傢伙，好像是個青銅物件。董春生用手拂去上面的泥土，原來是一個鼎，上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字。
他把大鼎扛回家後，聞訊趕來的鄉親們都來「鑑定」。而到了第二天，一個自稱姓牛的古董商人出現在董春生的家裡，他很在行地端詳著大鼎，見鼎內有密密麻麻的一大篇古文字，知是「寶鼎」，便當即給董春生開出白銀300兩銀子的價格來買他的鼎。
要知道當時清朝的一個七品知縣年收入就是45兩銀子再外加45斛米，300兩銀子當然是一筆不菲的鉅款了。
董春生大喜，當場成交。而古董商更加喜悅，他得到了鼎後，經過鑑定，發現這鼎竟然是舉世無雙的毛公鼎，能不喜出望外嗎。
後來古董商把毛公鼎高價賣給了清代著名的金石學家陳介祺。
清代《大清律例》規定私人不得收藏地下出土的珍貴文物，且社會黑暗風氣敗壞，故有「懷璧之懼」。為防止不測陳介棋極盡可能地減少外界對毛公鼎的影響。即使對親朋好友，他也矢口否認自己收藏了寶鼎。陳介褀對於收藏的文物，大都樂於公諸於世，印成目錄，昭示天下，唯有對毛公鼎，始終深鎖秘藏，秘不示人。就連毛公鼎的銘文拓本，也只在得鼎之初拓了四份。目前，國內僅存兩件毛公鼎銘文拓片，每件價格都在百萬元以上。
毛公鼎釋文於剛一面世，立刻引起轟動，許多學者著文論述，凡研究金文的專著中都少不了毛公鼎。不過，基本以考釋銘文為主，其他問題則很少涉及。
陳介祺得到毛公鼎僅一年多，其母病故。咸豐四年，他借母親病故、回鄉奔喪的機會，辭官迴歸故里，專心致力於古物的收藏與考證。
由於他深居簡出，很少與人來往，因此也就沒有引起過什麼波瀾。毛公鼎在陳介祺手上收藏了30年，他不但收藏了毛公鼎，而且還把毛公鼎秘藏在縣萬印樓，並進行了很多有重大歷史研究價值的考釋。為確保毛公鼎萬無一失，自己的學術研究不被打擾，陳介祺還發明瞭一種天梯，使平時樓上樓下完全處於隔絕狀態，但只要情況需要，一按機關，便可自由往來樓上樓下。
正是在萬印樓這神秘的空間裡陳氏完成了奠定他金石學大家地位的系列著作：《簠齋金石文考釋》《簠齋藏陶》《封泥考略》《十鐘山房印舉》等。其中後者以分類編纂，首開科學研究古印先河，而被學林譽為「古印譜之冠」。在陳介祺影響下，流風所及，濰縣名印譜層出不窮，在民國以前，便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萬印樓印學文化。
陳介棋於光緒十年（1884年）病逝，所藏古文物分給三個兒子，其中次子陳厚滋分得毛公鼎諸器。他一直牢記父親的生前教海，安心於讀書守業的平靜生活。
陳介棋生前曾為其子孫立下三條規矩：一不許做官；二不許經商；三不許唸佛信教，希望後輩能安分守己做學問。他的兒子都很聽話，但是到了陳厚滋的次子陳孝笙時，陳家平靜的日子被打破了。陳孝笙是個敗家子，他知道爺爺傳下來的那隻寶鼎價值連城，便想把鼎賣了掙大錢。
是於寶鼎被軍官瑞方「騙」走，隨後寶鼎成了各大軍閥爭相奪取的物件。幾經風雨，幾經倒手，後毛公鼎被上海商人陳詠仁重金購得。陳詠仁因曾經當過日本鬼子的漢奸，抗戰勝利後，陳詠仁為了避免國法制裁，四處打點賄賂國民黨官員，同時還把毛公鼎交給了上海偽物資管理委員會。
後來，蔣介石六十壽辰之際，國民政府教育部、中央研究院聯合舉辦「文物還都展覽」，展期為一個月，毛公鼎列於其中。展後，毛公鼎作為國寶重器被南京中央博物院收藏，正式結束了民間收藏曆史。
1948年，解放戰爭深入發展，國民黨節節敗退。國民政府通知要把南京博物院等處的文物轉移到臺灣。隨後，毛公鼎與一批國寶重器被運往臺灣基隆，上岸後押運到臺中縣霧峰鄉吉峰村「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館」聯合管理處保管。
1950年初，毛公鼎被運到臺中糖廠，只存放了一年多的時間，由於文物沒有辦法保護，專家們又找到了臺中的霧峰鄉北溝村。1965年臺北「故宮博物院」正式落成，毛公鼎放在商周青銅展廳最醒目的位置。如今，毛公鼎是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鎮館之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