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3年1月24日，好友鄧正來因胃癌在上海去世。今天是5週年忌日，重新發布此文，以表紀念。
周國平
想念
——我生活中的鄧正來
1、想念
正來彷彿是被一陣旋風捲走的，這麼生龍活虎的一個人，突然就沒有了。一個至愛親朋的死是多麼不真實，你見證了遺體，你參加了追悼會，但是你仍然不相信。
這些日子裡，我的眼前全是他的形象，不是最後那些天看到的病容和遺容，而是往常的模樣，目光炯炯，聲如洪鐘，活力四射。這個正來一定還在，說不定哪天，電話鈴響，他說他到北京了，約我去見面，而我會告訴他，我是多麼想念他。是的，想念，不是緬懷，不是追思，我拒絕把這些詞用在他身上。我只是想念他，這個從來不喜歡旅行的人，這一回破例出遠門了，我天天盼他歸來，我要好好為他接風。
2、家裡人
正來生性豪爽，結交廣泛，常以各種名目宴請朋友，這個節日、那個節日、大人的生日、孩子的生日、長久的離別、短暫的離別，都可以用做藉口。有一回，在亞運村孔乙己設宴，朋友們入座後，他宣佈的由頭出人意外，竟是慶祝他患喉癌四週年。他是九年前患的喉癌，預後良好，怎料九年後又查出胃癌，一病不起。
對於我來說，更經常的是，我們一家人被他招呼去出席小型飯局，在座的是他私交親密的二三人家，每次他都說，今天是家裡人吃飯。他去復旦就職後，相聚機會少了，隔些日子就把我們一家請到上海小住，精心安排酒店。他對啾啾和叩叩說：「正來爸爸在上海，你們在上海就有了一個家。」對我說：「要多來，一家人多親熱。」看姐弟倆手攙手穿過寬敞的大堂走來，他滿意地說：「看他們住在這裡多自然。」
印象中，我們兩家走得近，就緣於孩子。1997年10月，我和紅舉辦婚禮，正來夫婦帶當時5歲的女兒嘟兒出席。婚禮上，主持人亞平問嘟兒：「在座哪個阿姨最漂亮？」答：「郭紅阿姨，我覺得她還很可愛。」問：「你覺得國平叔叔怎麼樣？」答：「一般。」問：「你覺得他配得上郭紅阿姨嗎？」答：「一般。」問：「以後讓你和國平叔叔這樣的人一起生活，你願意嗎？」答：「湊付吧。」全場爆笑。我和郭紅非常喜歡這個機靈的小女孩，第二年啾啾出生，此後兩家人就經常帶著孩子互訪了，或者一起郊遊。正來是一個極不愛遊玩的人，那幾次郊遊幾乎是他生活中的例外。
我的兩個孩子都是深夜出生的，也都是在第二天清早，正來就到醫院看望。叩叩在上海出生，那時他還住北京，夫婦倆專程乘火車來，他在途中染感冒，發燒到38度5，到上海後在旅館裡悲慘地躺了一整天。
正來是自告奮勇要當我的孩子的教父的，我的孩子叫他正來爸爸，他的女兒叫我國平爸爸。他是一個稱職的教父，孩子的出生百日、每年生日，他都惦記在心，熱心張羅。兩家的孩子還有另一個教父，就是上海的阿良。啾啾生下時，正來宣佈要和阿良公平競爭，聽阿良說要在上海給啾啾留一間房，他不甘示弱，說他在上海有大款朋友，他也能做到。看他這麼孩子氣地PK，我覺得可愛極了。
愛情、友情是人生的美酒，如果時間短暫，也有新酒的甘甜和芳香。可是，若能經受住漫長歲月的考驗，味道就會越來越醇厚，最後變成了無比珍貴的陳年佳釀——親情。朋友好到了極致，就真正是親人，比血緣更親。
3、人生知己
我和正來，性格截然相反，我柔他剛，我內傾拘謹，他外向豪放，反差極其鮮明。我們這麼好，不但旁人詫異，我自己有時也略感驚奇。在交往中，性格強的人往往比性格弱的人主動，我們也是如此。我隱約的感覺是，他不但欣賞我，理解我，而且對我懷有一種憐惜之情，彷彿我生命中的一位貴人，要來幫助我、照護我。
不止一位朋友告訴我，我不在場的場合，如果有誰說我不好，他就特別生氣。因為寫了許多散文，學界常有人譏我不務正業，他聽見了必為我辯護。他辦《中國社會科學論叢》，把我的名字放在編委的前列，有人表示異議，他就問：「你們看過他的哲學嗎，他的散文中的哲學怎麼就不是哲學了呢？」有一回，在餐桌上，他讓每人用一個詞評論我的散文，有說樸實的，有說優美的，我自己說的是直接，他認為都不準確，得意地說出一個詞：深刻。
不過，對於我沒有把尼采做下去，他其實是遺憾的。患喉癌後不久，一次電話裡，他嚴肅地對我講了一番話，他說他憋了很久，一直想講的。大意是，他對我不滿，為我可惜，我應該回來搞學術了。他的病使他想到，上帝隨時可能喚走我們，我快六十了，再不做以後做不了了。他希望我完成尼采的翻譯和研究，說這是能夠傳世的事業。
他的這番話使我知道，雖然他在別人面前為我辯護，但心中也認為學術應該是我的主業。我自己對此頗覺煩難，我做事只問興趣，不求傳世，尼采也是我的興趣之所在，但精力難以兼顧。現在上帝已把他喚走，格外加重了他的規勸的分量，我一定要認真想清楚，在上帝把我喚走之前，我最應該做、不做就真正遺恨的事情是什麼，據此來安排我的工作。
正來對我是偏愛的，因為偏愛而能容他人之不容，也因為偏愛而能察他人之不察。2000年冬，我參加人文學者南極行，他反對，責問道：「別人寫不出東西，所以需要走這個地方那個地方，找些貌似驚人的材料以吸引讀者，你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自己想寫的東西還來不及寫，為什麼要去南極？」我實在不願放棄這個難得的機會，依然成行。他在金東大酒樓為我壯行，席間很動感情，一再叮嚀我平安歸來，說他讀我的書最認真，最理解我，要給我的南極之書寫序。歸來後，我寫成《南極無新聞》一書，那次南極行被炒成新聞，這個書名錶達了我的抗爭。正來踐諾寫序，寫出那天特別激動，分別給好幾人打電話，聲情並茂地朗讀全文。他說：「不是周國平，我不會寫，是周國平，別人也寫不出。」
的確如此，他從來只寫學術論著，為我破了例，而他對我的理解極其準確，無人能及。序的標題是《社會的「眼睛」與獨行的個人》，其中說我對社會的態度是「參與其間但決不放棄自我，生活於其間但決不放棄對它進行批判的權利，力圖以一種獨語的方式去重構這個社會」，而「所採用的方式是相當平和細膩的，但確確實實是不屈堅毅的」。我心知，未嘗有人如此恰如其分地把握我對社會的態度的實質以及這種態度中的微妙之處。
正來曾多次說，將來我的墓誌銘由他來寫。他的態度是認真的，決非戲言。豈料他先我而走，在他的未竟之業中，還有這小小的一樁。
4、豪氣，俠氣，霸氣
虛歲五十那年，生日前夕，正來在友誼賓館貴賓樓舉辦壽筵，擺了十桌。他讓我坐他右側的座位，並且安排我第一個致辭。在發言中，我用三個詞概括他：豪氣，俠氣，霸氣。
正來是豪情萬丈之人，無論酒桌上的閒談，還是論壇上的講演，都激情飛揚，氣勢恢宏，精彩紛呈。他做學問，心中有一種「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悲哀，表現出的則是「天下捨我其誰」的豪邁。他什麼都要頂級的，頂級的學問，頂級的酒，非五糧液和茅臺不喝。他愛憎分明，對於看不上的人，評論起來毫不留情。
正來又是一個俠義之人，愛朋友，念朋友，朋友有難，必挺身而出，衝在前面。遇到需要解囊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哪怕自己沒有錢，也要借錢相助。這個大學者還時常自告奮勇替朋友斷家務事，大至夫妻離異，小至日常糾紛，他都出面調解。不過，他可不是和事老，他的敏銳目光總能看出癥結所在，闡明是非，直率地批評理虧的一方。
最後，我相信所有朋友對正來的霸氣都有切身的感受。朋友們叫他老鄧，他和那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老鄧有一拼。朋友聚會，主角一定是他，基本上沒有別人張口的份。無論你地位多高，名聲多大，學問多好，在老鄧面前都會放下身段，洗耳恭聽。他胸有成竹，說話的口氣不容置疑，而他的見解確實常常是值得注意的。
其實，豪氣、俠氣、霸氣都來自底氣。正來閱讀量驚人，悟性又好，對西方社會科學脈絡瞭如指掌，如果沒有這個功底，誰會服他。底氣之外，更有正氣，唯真理是求，於是不戰自威。我還要加上孩子氣，甚至認為這是他的品行的核心。一個大孩子在學海盡興嬉戲，在人世率性言說，於是底氣、正氣都有了。
那麼，這一節的標題可以改為：底氣，正氣，孩子氣。
5、在學術的背後
正來以學術為志業，治學極嚴，下大功夫，有大成就，學界有口皆碑。他對自己選定的領域十分專注，閉關八年，圍繞知識社會學和政治學刻苦研讀，出版了一批高質量的譯著和論著。然而，我知道，已出版的著作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其下深不可測。他不是一個學術匠人，而是一個思想者，他心目中的學術不是知識的耙梳，而是問題的探究。他常向我譏笑國內學人沒有自己的問題，而據我所見，他是真正有自己的問題的，正因為如此，即使在他最嫻熟的領域裡，他也是疑竇叢生，痛苦萬分。
在這裡，我要摘引我的日記中記錄的他的兩次談話。
2002年7月24日。正來在天通苑附近大鴨梨請晚餐，此前他已在電話裡對我談起他的雄偉計劃，席上的談話也圍繞這個話題。他問我：「現在還有沒有烏托邦？」我說沒有了，他說：「這就是問題，人類沒有了動力。」接著列舉現在西方的主流政治理論，包括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奧克蕭的保守主義，羅爾斯等的新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後現代主義，指出這些無一不是摧毀烏托邦的，所以本質上都是以開放之名導致封閉。他的計劃是把這些理論的脈絡一個個弄清，然後對它們大舉批判。他相信，這個視角是西方人所不具備的，中國人更不具備，一旦完成，其偉大超過馬克思和韋伯。我覺得他的想法確實不凡，只是提醒他掌握好分寸，烏托邦的破壞作用也不可忽視，這是現代思潮拒斥烏托邦的主要原因。他說，這些話他對誰都不說，他感到非常幸運，因為有我這個知己，可以無話不說，而且一切都自然而然。最後，他頗帶戲劇感地說，將來他完成了這一終身著作，請我用尼采風格給他寫一個墓誌銘，放在書首；由於他自己也是在西方知識中生長的，因此他的這一工作實際上也是對自己的否定和判決。
2007年1月28日。下午，正來攜家人來看望我們。他剛坐下，就開始和我談他的苦惱，那完全是精神上的。多年來，他一直在研究知識生產問題，同時又感覺到，自從邏各斯以來，整個知識生產都是在撒謊，全是虛偽的，使人類離自然狀態越來越遠。他感到自己是分裂的，一方面廢寢忘食地做學問，另一方面懷疑其毫無意義。他說，六十歲以後，要寫一本書，揭露整個知識生產的謊言，請我寫序言，現在就做準備，讀尼采和福柯。他表示，無人質疑知識的前提，他的苦惱只能對我說。我說，這個苦惱由來已久，人既不能停留在自然狀態，又不應該脫離自然狀態，這是一個悖論。
這兩次談話使我明白，正來迄今所做的學術工作儘管十分可觀，其實只是他真正想做的主要工作的一個準備。後來他轉入中國人「生存性智慧」的研究，應該是向主要工作邁進了一步，試圖從中找到解決問題的路徑。我無法預斷他能否找到，但是我相信，以他的善思敏悟，尋找的過程中也一定會有豐碩的收穫。可是，序幕剛剛拉開，他就撒手離去了，帶走了全部劇本大綱，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空舞臺。
鄧正來著譯作品集
6、正來，你太累了
正來心中有雄偉的計劃，他帶著這個計劃永遠地走了。天地不仁，為什麼偏偏讓他英年早逝？回想起來，這最後的十年，他實在太累了，他是累死的。在這之前，他閉關八年，住在京郊安心地做學問，雖然寂寞、相對貧寒，但起居有序，心境寧靜。朋友們都認為，那是他生命中最好的日子。後來，他的生活突然發生了變化，體制向他這個實力雄厚的「學術單幹戶」招手了。
2003年3月一個傍晚，紅接到正來的電話，說他在古月人家等我們，有「終身大事」要商量。我們立即驅車前往，在餐廳坐定，他敘述原委。前些天，吉林大學黨委書記張文顯把他一家請去，好生招待之後，表明請他任教的誠意，待遇優厚，而且不必上課，只帶研究生，每學期只需到校一星期。當天夜裡，他通宵不眠，想了六個小時，翌日提出兩個條件：一、每年招5名研究生，由他挑選，13年共65名，其中必能出人才；二、不當任何長，不參加任何評定別人或被別人評定的事情。當然，這兩個條件被欣然接受。
他急於知道我的意見，說這件事只和我商量。我盛讚他提出的兩個條件，它們清楚地劃定了要做什麼事和決不做什麼事，有了這兩條，就保證了他的獨立學者的地位。在這個前提下，能夠有計劃地帶學生，同時大部分時間仍可以在北京的家裡做學問，何樂不為。
可是，正來是一個多麼認真的人，一旦上任，就不可能每學期只到校一星期了，而是每個月都往那裡跑，一邊給學生開課，一邊辦網上「正來學堂」，回覆各方郵件，忙得不亦樂乎。看他這麼累，而且不久就查出了喉癌，我心中後悔當初沒有阻止他進入體制。
然而，更累的還在後面。2008年，張文顯調任，正來尋找新的去處，多家高校爭相聘請，最後敲定到復旦大學，建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並任院長。這是一個更大的平臺，他躊躇滿志，赴任之前興奮地向我傾談宏大計劃，要辦成西方之外的頭號研究院。事實證明，他確實能力超常，心想事成，舉辦大小論壇和暑期班，創辦中英文學刊，請頂級學者做研究，請國際大牌做講演，一件件事辦得風起雲湧。可是，代價是累，從心想到事成之間，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艱辛，而在舉辦研究院五週年論壇之後僅僅幾天，就被晚期癌症擊倒在了病床上。
學界對正來的成就有基本共識，諸多輓聯即是證明。追悼會正廳的輓聯出自陳平原夫婦之手，寫得非常好：「獨立京華五更燈下譯西典十年如一日，弄潮海上百戰軍前擎大旗一日抵十年。」張維迎的也非常好：「人生揮灑，抽菸喝酒，聚友論道，斗室有天下；學術征戰，闖北走南，著書育人，一人勝千軍。」我的就差多了：「本真性情做真學問十年閉關格致諸義皆正；乃大才子有大氣魄一朝設壇切磋群賢畢來。」大家都承認，正來生平的成就，前一半是自己做學問，後一半是組織學術活動，二者皆足可驕人。尤其後者，他以一人之力、短暫之時日做成了許多人用許多年也做不成的事，「一人勝千軍」、「一日抵十年」並非虛言，因此在悼詞中得到了一個「傑出的學術組織者」的稱號。
可是，正來啊，你是知道的，我很不希望你做這個傑出的組織者。我是一個平庸的人，只做自己能夠掌控的事，例如讀書寫作，希望你也如此，可以省卻與人打交道的許多煩惱。我知道你有這個能力，但能力有時是陷阱，一個人精力多麼充沛也是有限的。如果你仍像閉關時那樣只做學問，你不會這麼累，一定不會這麼早逝。而且，在我看來，和組織那些學術活動相比，你的著譯對中國學術的貢獻未必不是更大。倘若精力能夠專注，生命得以延長，你期盼的主要工作何愁完不成啊。
7、正來走得太匆忙
正來走得何其匆忙，從確診到去世不足一個月，實在太快了，他自己帶走了多少憾恨，也給親友留下了多少憾恨。
正來是在休克中離世的，沒有留下任何遺言。有人說，這是好事，避免了臨終的痛苦和恐懼。還有人說，這符合他的痛快性格。這麼幹脆利落地走，也許客觀上符合他的性格，但我相信，他主觀上絕不願如此。人在毫無知覺中死去好，還是在清醒中死去好？答案是因人而異的，我堅定地認為，對於靈魂強健的人來說，後者為好。體驗由生入死的過程，人生中只有一次機會，錯過了豈不可惜。
往事栩栩如生，你在和人談論時會進入情境，彷彿他還在世似的。可是，你立刻想到他不在了，那些往事沒有了承載者，成了飄在空中的夢。此時此刻，人生如夢不是抽象的感嘆，而是你最深切感受到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