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2018「年度面孔」，以影響力為首要標準，評選呈現10位對2018年中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重要人物。但與以往任何一年都不同，今年《人物》的年度面孔首次全部由女性呈現，她們是真正在國家層面上擁有現象級意義的女士。
在這一年，來自女性的講述、提問、發聲正變得前所未有地清晰與鄭重，她們嘗試著打破既有文化為其塑造的外殼，以儘可能豐富的面貌去生長，探索，推動變革。
你將從10位年度女性的故事中看到，那些了不起的女性如何尋找通往自由之路。長期在外界目光中搖擺和自我懷疑的演員姚晨，在39歲的時候終於意識到了自己的獨特與美，她為中國電影塑造了一個充滿說服力的都市職場媽媽的形象。製片人黃瀾放棄了更容易引爆情緒的宮鬥戲碼，試圖透過《如懿傳》重新審視婚姻與女性價值。82歲的古生物學家張彌曼孤獨而自在地對待艱苦的學術工作，她在數億年之間漫步，並獲得豐厚的精神回報。
這一年，我們決定以年度特刊書寫女性的故事。我們所記錄的並非女性的成功，而是在成長之路上她們所遭遇的困境、展現的勇氣。這一年，我們關注性別標籤中的階層板結，其實也在關注每一個群體中曾經失語的那一方。這是真正有關平等的議題。
今天我們推出《人物》雜誌年度人物第一篇——年度科學家張彌曼。
世界的深夜
張彌曼覺得2018年太吵了。她不止一次跟身邊的人抱怨這件事，跟美國歸來的老友，跟自己的學生，甚至告訴來訪的陌生人，2018年很熱鬧，可是太吵了。
這一年，熱鬧和光環一起湧到這位82歲的古生物學家面前。3月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邀請她到法國參加典禮，授予她「世界傑出女科學家獎」，這一獎項每年只頒給全球5位女性。幾個月後，何梁何利基金為表彰她對科學的貢獻，頒給她最高獎「科學與技術成就獎」。此前她並不為公眾所熟知，而這一年自聯合國的獎項開始她意外地被注意到了，上了很多次舞臺，錄過好幾次電視節目，用英語、法語、俄語、德語致過感謝辭。許多陌生人被她淵博的學識驚住了，闖進了她的生活，人們管她叫先生，稱呼她「大家」。
人們像是發現恐龍化石一樣，突然察覺到一個近乎偉大的科學家的存在，發現了她在古生物學領域的傑出成就。儘管在過去60年中，她一直就在北京二環邊最熱鬧的一條街旁的古脊椎所，日復一日地默默工作。
她幾乎是全世界最瞭解古魚的中國專家，大部分古生物學家所研究的時間範疇在幾百萬年內，但張彌曼從古生代魚類開始一直研究到新生代魚類，研究範疇縱貫數億年，且每個領域都有紮實嚴謹的發現，這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極為罕見的。
在科學的世界，她早已聲名顯赫，上世紀就擔任過國際古生物學會主席，2016年獲得了國際古脊椎動物學會最高榮譽「羅美爾-辛普森終身成就獎」。她不僅是中國科學院院士，還是瑞典皇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研究生院榮譽博士、美國芝加哥大學榮譽科學博士，在此之前，獲得最後這項榮譽的中國人只有胡適和古文字學家裘錫圭。
迄今為止，世界已有許多古生物以她的名字命名，這是受到張彌曼影響的科學家以此向她致敬。它們包括一種現已滅絕的古魚，一種在中國熱河發現的恐龍，還有目前世界已知最古老的一種今鳥型類的鳥……
古生物學家苗德歲現在任教於美國堪薩斯大學，他曾和張彌曼長期合作研究，也是她的老朋友。說到張彌曼的時候，他常想起愛因斯坦為慶祝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60歲生日時的一番講話。愛因斯坦說，普朗克是「科學廟堂中被天使寵愛的那種人」，有點怪，沉默少言，孤身一人，把他引向科學廟堂的動機不是官爵名利，也不是虛榮私心，而是一種渴望「純粹世界」的願望，希望從嘈雜的窄巷逃向寧靜的山頂，找到在個人經驗範圍內所找不到的寧靜與安定。
「愛因斯坦說，在科學的領域裡面，像普朗克這樣純粹的科學家是很少的。同樣在我們國家，像張先生這樣純粹的科學家也是很少的。」苗德歲告訴《人物》，「她一輩子直到今年之前，基本上還是默默無聞的。儘管圈子裡，甚至在國外很有名，國內普通人沒幾個人知道她，她也不在乎，因為她根本不是為了這些。」
評獎、採訪、上電視、拍紀錄片，這些都是她害怕的熱鬧事兒，能推都推掉了。只有跟她說到魚，她才會突然來了精神，主動拉著人逛她的辦公室。在古脊椎所，好多人的房間都像是囤積爆倉的倉庫，整個房間只有一條人類可以通行的窄道，遍地堆著等待研究的化石，老虎的牙齒、獅子的頭顱、恐龍蛋標本……但張彌曼的房間非常整齊，這裡的每一樣標本都分門別類地整齊排放，連書桌上的文具都會近乎擺成一條直線。她滔滔不絕地講魚的故事，還熱情地拿出標本盒挨個介紹與她朝夕相處的朋友——4.1億年前的楊氏魚，1.25億年前的孟氏中生鰻，還有370萬年前的伍氏獻文魚，它們的骨頭特別粗……
在這裡，時間以另一種尺度計算，不是去考慮一年365天，而是去思考地球已有的46億年。如果把它壓縮成人類紀年的一年，在這一年裡，直到3月中旬，地球上才出現最早的生命跡象，到12月初，地球才出現大規模沼澤地與大片森林，恐龍在12月中旬稱霸地球，可是好景不長，它們於12月26日滅亡。直到12月31日接近午夜時分，人類才登場，這樣算起來，羅馬統治西方世界的時間只有5秒。一個古生物學家能研究透一個禮拜已經是高手，張彌曼卻在臨近午夜的不到一秒鐘內，研究了橫跨12月的第一天到最後一天的許多魚，探尋那些失落其中的故事。
對張彌曼來說，讓她畢生著迷的是這個萬物演化的世界，這個又熱鬧又孤單的學科。面對化石那一刻，房間裡彷彿重現許多遙遠時代的生命；但那一刻，房間裡只有她一個人。
第一條魚
在野外考察的時候，很難看出張彌曼是一個院士。她永遠要自己拎包，自己搬石頭，「她會不計成本地去做一些外人看來很小的事情。」很多專案從頭至尾都只有她一個人，每一步都是自己做，直到現在，很多標本都還是她親自修復的，這花費很多時間，但她不放心交給別人。同步輻射掃描標本的過程是要熬通宵的，每隔20分鐘要去重啟一次機器，很多人會找助理幫忙，但張彌曼始終堅持自己做。那一年，她已經70歲了。
張彌曼的學科解鎖的都是遙遠的歷史，沒有人親歷過現場，人們只能從偶然鎖在石頭裡的痕跡推測當時的狀況，所以，一切判斷都要特別小心——你可能是幾億年來，第一個認識這種生物的人，但你也可能成了幾億年來，第一個毀了它的人。
用最小心的推測來看，地球數十億年演進中，魚類可能開啟了關鍵的一幕：脊椎動物誕生後的近1億年時間裡，它們都只能生活在水裡。直到3.7億年前，一群勇敢的魚終於決定離開熟悉的海洋，爬上陸地，開始新的生活，它們從此改名為「四足動物」，而其中一個遙遠分支就成為了正在閱讀這段話的人類。
神奇的是，這是有證據的。1938年，從印度洋打撈上來一條很奇怪的魚。它個頭特別大，身長跟人差不多，魚鰭裡面長了肉和骨骼，就像是四足動物的四肢。在水中，它的游泳姿勢也不像平常的魚類，而更像四足動物划動四肢在水裡行走。它叫做拉蒂邁魚，是一種最早生活在4.1億年前的空棘魚類，古生物學家一直認為它早已和恐龍一起在7000萬年前滅絕了，但這類魚藏在幾百米下近乎平靜的深海，躲過了自然選擇的鞭策，成了今天人們回顧過往的「活化石」。
在古生物學家的眼中，人類就是改版後的魚。直到現在，我們身上還保留著來自遙遠祖先的痕跡——我們從魚類祖先繼承了綿長曲折的喉部神經路徑，胎兒出生之前還有過鰓裂消失的階段，背部和腕關節的主要骨骼都是從水生生物進化而來的，所以，我們走路久了可能背疼，長時間打字手腕痠痛都情有可原，因為我們的魚類祖先平常可不幹這些事情。
那麼，第一條魚如何爬上陸地？離開完全熟悉的水的世界，魚類登陸後發生了什麼？它要如何呼吸、如何支撐自己的身體、如何活下來？從它們身上反推，當時陸地是什麼樣子的？它在演化中所經歷的起起落落，會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這些是張彌曼和她的古魚類學同行們所感興趣的終極命題。將所有古生物學家對遙遠過去的認識一點點拼湊在一起，就是一個綿延至今分支複雜的生命演化樹。越靠近演化樹根基，越接近人類起源的根本命題：我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為了給這些命題一個儘可能準確的答案，張彌曼付出了畢生的時間，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在能夠拼盡全力的時候，她從沒吝嗇過一絲力氣。
剛開始工作的時候，為了搞明白在浙江發現的中生代魚化石的歸屬細節，她一到週末就帶著化石去挨個拜訪當時出名的魚類專家，向他們求教。
她最為出名的研究是伍氏獻文魚，這種魚的特點是骨骼異常粗大，比人類手指還粗，幾乎沒多少空間長肉，這樣的魚非常少見。參與這項研究的吳飛翔說，「這麼特別的魚其實故事早就可以講了，有完整標本，形態解剖也很詳細，但張老師除了傳統觀察方法，還特意把標本帶到國外做CT，把它整個科學資訊掌握到了極致，做到很完美的程度，她才去做討論。在解釋這個粗骨頭魚的時候，她找到了地中海地區類似的化石，找到了一例類似的證據，但她還是覺得不保險，還去找反向證據，跟很多非古生物學的專家探討，這個粗骨頭到底是病理還是自然的形態。直到把它掌握到十足的狀態了，她才願意發表。」
嚴謹的科學態度或許算得上一個家庭傳統。張彌曼的父親張宗漢是中國生理學先驅，曾憑庚子賠款赴芝加哥大學醫學院留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他參與籌建了華東師範大學生物系，也最早向國內引入巴甫洛夫的理論。在講解神經系統時，哪怕是抗戰流亡期間，他也會親自下溪撈魚做實驗材料，絕不湊合。
苗德歲回憶說，當時所裡負責《古脊椎動物學報》的老先生，常常拿著張彌曼的投稿感慨。那時候論文全靠手寫，一個字一個字地謄寫在方格稿紙裡。論文動輒上萬字，大部分人的稿子都會有些許修改，只有張彌曼的稿子，哪怕交來的只是底稿，也從頭到尾工工整整，從沒有過一個字的改動，哪怕這一頁最後一行有一個錯字，她都會把這一頁從頭再抄一遍。
張彌曼的學生說，在她身上，既有文氣，又有匪氣。她很謙遜，是大家閨秀，可是膽子也很大，敢跟人叫板。《自然》雜誌對她的特寫裡面，同行轉述了一則 1950年代的往事，那時候她作為學生代表，帶隊去哈薩克危險區域考察，當時旅館拒絕接待這些中國人，她當時拍著桌子，毫不退縮地跟前臺理論，要求入住，並反覆大聲說著：「我能付錢！我有錢！」最後，她得到了應得的房間。
上大學的時候，這門學科被視作「祖國的眼睛」，她被選派留蘇，透過魚類化石去判斷地層，為國找油找礦。可等學成回國，這個學科已經在政治風波中成了「祖國的花瓶」。
苗德歲是「文革」後第一批考進古脊椎所的研究生，當時世界著名古人類學家吳汝康給他們開歡迎座談會。吳先生一針刺破了所有人理想裡的泡沫：「這不是一個熱鬧的學科，我們是小眾的純學術研究，很多時候很冷清，所以你要做這門學問，就得能夠耐得住寂寞。好的時候人家把你當一門學問，不好的時候，也要自己能安靜地坐得住，堅持做下去才行。」
這成為了考驗那一代科學家的一個核心命題——一個活在光圈之外的科學家的樂趣是什麼？
事實證明，最迷人的還是那些原始命題，第一條魚的故事。「這門學科帶來的最大樂趣，無非就是由不知到知。」與張彌曼一同留蘇的古動物學家邱佔祥說。「科學是個非常大的東西。一種生物，我這一代人原來也不知道它是什麼，我們一點點去知道，這對我來說就很足夠了。你知道的每一點，都可能是將來別人繼續知道的基礎，就這樣一點點滾雪球，這就是科學的前進。」
就這樣，古生物學家還在一次次奔赴野外，用地質錘敲擊著大地，尋找鎖在石頭裡的魚。努力也好，運氣也好，大家都在等待一個機會，去推進一點科學的前進，解鎖演化樹最接近樹根的關鍵節點—第一條從海洋爬上陸地的魚，到底是誰？
反對
機會來了。1980年，46歲的張彌曼再次到瑞典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訪學。那時候，瑞典學派還處於極盛狀態，這裡被稱為「動物學家的麥加」。她的老師正是瑞典學派最主要的三位代表人物、早期脊椎動物研究的絕對權威。
特別是導師雅爾維克（Jarvik），他使用當時最先進的連續磨片及蠟質模型方法，對真掌鰭魚的完整化石進行了長達25年的精心研究，使其被學界稱為「史上被瞭解最詳細的化石脊椎動物」。也正是因為雅爾維克所發表的專著，「四足動物起源於總鰭魚類」這一論點成了教科書上的公認觀點。他認為，3.5億年前，總鰭魚類是陸地上最高等的動物，它們長著內鼻孔，可以不用鰓就直接呼吸空氣，這是魚類從海洋登陸的一大先決條件，所以，很可能就是這種魚第一個從水中爬上陸地，從兩棲類、爬行類一路進化到哺乳類，一直到人類。
不過，當時開始出現批評的聲音，認為瑞典學派推匯出的結論只是推測，卻幾乎被當作既定事實，這反過來會嚴重影響人類對祖先類群結構的認識。
張彌曼帶去了從雲南發現的先驅楊氏魚的化石，這是距今4.1億年前的中國總鰭魚類，她想用連續磨片法進行研究。雅爾維克全力幫助了她，把反駁自己的文章拿給她看，他希望能夠藉助張彌曼所帶來的新的化石材料，佐證自己的假說。
她開始一場異常艱辛的大工程。連續磨片法要一次磨掉化石的50微米，那只有一毫米的20分之一，給磨出來的斷面拍照後，放大投影，精細地畫出這一斷面所呈現的骨骼結構，然後把蜂蠟製成的薄片按照斷面結構進行細緻的切割，如是往復，直到把整個化石結構全部磨完，再將所有蠟片按順序疊摞一起，構成化石的完整結構，從原理上說，這和現代的3D列印完全一致。
這是在現代CT技術出現之前，研究化石內部結構的最精確辦法。但它耗時耗力，對細微之處要求極高，當時世界上也只有極少數人能掌握並完成。那時候，張彌曼經常每天只能睡四五個小時，因為哪怕只是畫一張稍微複雜一點的圖就得花上10個小時。為了看清楚標本，她還需要在化石表面塗抹有毒的二甲苯，這會燻得人頭暈眼花。就在這樣的狀態下，她在兩年時間內將2.8釐米大小的楊氏魚頭顱磨出了540多張斷面磨片，製作出了20倍的放大模型。
但是，眼前卻是意外的結果。按照導師的假說，楊氏魚應該可以看到內鼻孔，這是在陸地生活呼吸空氣的先決條件。「我當時很吃驚。我一邊磨，一邊感覺很奇怪，我發現它應該出來的東西沒出來。」張彌曼說，「起初都覺得，它應該是一個骨鱗魚類（注：總鰭魚類中的一類，真掌鰭魚即屬於骨鱗魚類），有一個內鼻孔一個外鼻孔，我在1966年開會的時候寫摘要都是這樣寫的，但是，它並沒有。」
自己的學生要反對自己，導師對此很不滿意，他不斷跟張彌曼抱怨，「夠了，你已經做了夠多了，你不要再做了。」他告訴張彌曼，這是條「魔鬼一樣的魚（Damned fish）」！
反對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況，她所挑戰的是幾乎所有人都敬畏的絕對權威。張彌曼說，當時自己很苦惱，也很猶豫。「我的朋友裡頭，有些人認為我應該堅持，有些人就在那兒看，看我會怎麼辦。」當時有個一起工作的研究員，「跟我在一起的時候，他同意我的意見；雅爾維克在場的時候，他就反對我的意見」。身在異鄉的她只能寫信給父親，坦陳自己的困境，「我這是在太歲頭上動土。」
同為學者的父親鼓勵了她，教她去尋找事實。張彌曼仔細對照了導師所用作依據的標本，和英美古魚類學家修復的相關標本，發現了細微處的顯著不同——雅爾維克描述的標本中，內鼻孔所在部分儲存都不完整，這說明導師那份教科書級別結論「只是一種想像，而不是事實」。
「雅爾維克是非常好的一個人，他幫過我無數的忙。瑞典的每一個節日，他都請我到家去，他總是拿車帶我去，在他們家吃完飯，再把我送回博物館，他知道我要繼續工作，每一次都這樣。我覺得他對我是非常非常好，但是到了最後這一個階段，我沒有辦法同意他的意見。」回憶起這段經歷，張彌曼告訴《人物》，「我非常尊重雅爾維克，他的書我直到現在還在參考，他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一點都沒有覺得我有什麼不好，我看見了嘛，將來別人也會看見的，這就是事實嘛。」
1982年3月31日，張彌曼博士論文答辯。這一天來旁聽的人比平時都要多。當時有很多著名的古魚類學家帶著自己的標本，從其他國家趕去斯德哥爾摩，去見張彌曼。
她的論文題目叫做《中國西南部雲南省早泥盆世總鰭魚類楊氏魚的頭顱》，在論文中，她明確提出，540多張連續磨片的結果顯示，楊氏魚沒有內鼻孔。美國著名的魚類學家羅森在寫給張彌曼的信中說，「這一發現動搖了傳統理論」。法國巴黎第六大學地質系讓維也（Philippe Janvier）博士在答辯會上說，「她提出的問題，幾十年內都要被各種文章和教科書引用。」
這是古生物學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反對。魚類登陸呼吸需要內鼻孔，但屬於總鰭魚類的楊氏魚沒有發現內鼻孔，這直接動搖了總鰭魚類是陸地四足動物起源的傳統判定，改變了此後的教科書。張彌曼贏得了自己的博士學位，也為中國科學家贏得了世界聲譽。
30多年後，年輕的古生物學家朱敏和盧靜接手了張彌曼當年的研究。現在可以依靠CT掃描和同步輻射等新技術，在較短時間內精確復原古魚化石的腦顱。為了對照研究，盧靜用CT掃描了楊氏魚化石，計算機重建出的結果和張彌曼30多年前手工做出來的模型對比，令人驚愕的是，哪怕是最精細的地方，差別都微乎其微。
不僅如此，張彌曼所做的連續磨片，清晰細膩地復原出楊氏魚腦顱、腦腔、腦腔血管甚至神經通道的極其微小的細節，這是連目前最先進的CT方法和數字還原也無法獲得的準確資訊，是再精密的機器也無法實現的極致還原。哪怕已經過去30多年，只要看一眼就能明白，為什麼連絕對權威也不得不服氣。
最近去瑞典，盧靜借來了當時瑞典學派的蠟片。第一次看到那些上世紀的磨片模型時，她感到了巨大的衝擊，雖然那是原始又辛苦的方法，但因為人的投入，只有2.8釐米的小小化石，每一個科學細節都舒展到了極致的狀態，「很景仰，也很激動，它所展現出的科學，有一種藝術的美感，那是一種令人窒息、也令人敬畏的戰慄感」。
張彌曼在1981年瑞典自然歷史博物館研究先驅楊氏魚，日以繼夜地製作連續磨片，將2.8釐米的楊氏魚頭顱磨成了540多張蠟制磨片，並將每一張都精細畫出來，工作量極大，對精細程度要求也很高，但張彌曼卻在較短時間拚命完成了。圖為外國藝術家向她這份驚人的科學精神致敬的漫畫。
圖為受訪者提供
科學的夥伴
講起這段科學史上著名的反對時，張彌曼一個人坐在她的顯微鏡前。時間帶走了一個又一個科學上的夥伴，在楊氏魚論文期間最支援她的美國古生物學家患腦癌離世，還有曾跟她暢談魚的另一位瑞典泰斗史天秀，他在人生的最後生了病，像是忘記了曾經所有見證過的化石故事，對一切都不再感興趣。在他最後的時間裡，他們再沒有聊起過魚。
房間裡唯一見證過那段過往的老朋友，只剩標本盒裡另一份楊氏魚的腦顱化石。父親去世前，最清楚的回憶仍是自己的女兒是一個「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的人」。儘管不愉快，導師雅爾維克還在世時，偶爾會在聖誕節給她寄來賀卡。
她說這件事給她的最大感觸是，在科學上，如果學生贊同我，這當然很好，但是如果他反對了我，我也可以很高興，「畢竟，我們又進了一步，是我們作為人類，對世界的瞭解又進了一步。」
數十年裡，她影響了許多「人類又進一步」的發現。在研究古生代魚類有所突破後，她又對中國中生代魚類、青藏高原新生代魚化石展開研究。在她的推動下，以30多歲年輕人為主體的研究團隊開始研究遼西熱河生物群，使中國成為國際古生物研究的焦點。
2005年秋天，北美古脊椎動物學年會組織了一整個上午的「榮譽學術研討會」，來自全世界的最頂尖古脊椎動物學家、各個國家科學院院士、世界最知名自然歷史博物館館長們齊聚一堂，這一場研討會上每一份論文報告都是獻給張彌曼的，科學家用這種方式向張彌曼致敬，表彰她的學術貢獻。迄今世界上只有極少數德高望重的科學家在這類國際學術會議上獲此殊榮。
在研討會上，曾任耶魯大學研究生院院長、費城科學院院長的湯姆森教授讚歎：「40年前，一個來自紅色中國的年輕女學者張彌曼，將雲南泥盆紀魚化石標本帶到瑞典自然歷史博物館，給傳統的四足類起源理論鬧了個底朝天！」西澳大利亞博物館的江朗教授說：「我今年原未打算來開年會的，會太多了，要做的事更多。但一聽說有彌曼的榮譽學術研討會，我無論如何也得來——她對我們太重要了!」
與張彌曼同在瑞典工作過的舒爾茨教授，當時剛從德國柏林洪堡自然歷史博物館館長位置上退休卸任，他用「禮讚百折不撓的英才」（Ode to an Unbreakable Spirit）為題，分享了他眼中這位中國女科學家的經歷。
瑞典學派以苦幹在世界聞名，清潔工早上打掃的時候，常常在實驗室發現徹夜未歸的研究者。但即便在這裡，張彌曼也是出了名的「不睡覺的中國女人」。博物館午夜巡邏人帶著的兩隻相貌兇惡的大狗，起初還會從樓下一路叫，後來看她夜夜都在，熟悉起來，不但變得安靜，還很友好。有時候，張彌曼桌上還會出現人們悄悄留下的代表敬意的鮮花。
「她外表賢淑恬靜、說話輕聲慢語，可做起事來乾脆果斷，骨子裡堅韌不拔，委實令人欽佩不已。」芝加哥菲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包爾特教授會後這樣評價。
這樣的場景讓頂級學術期刊《自然》雜誌的科學記者雷克斯·戴爾頓都感到驚訝，「類似的場面，我在各個學科的國際會議上見過不少，可像張彌曼院士今天這樣能受到那麼多同行如此高度尊敬和景仰的，對我來說還是第一次。畢竟『同行相輕』不乏其例，真是不可思議。
」
那次的研討會就像是一場熱鬧的朋友聚會，直到報告全講完，這些科學夥伴們還聚在一起聊了很久。張彌曼還收到了來自瑞典自然歷史博物館同事帶來的很多禮物，在那個「著名的反對」發生的地方，瑞典同事告訴她，「過去40年來，我們從來都把彌曼視為我們中不可或缺的一員，並以此為榮，希望今後的40年裡，彌曼還能常回家裡來……」
直到現在，她還記得雅爾維克寄給她的最後一封賀卡，那上面寫的是在瑞典過聖誕節時所有人都會一起唱的一首歌，歌頌的是為黑暗的世界帶來光明的使者露西亞。時隔多年，雅爾維克寄給反對自己的學生的一段話，恰恰正是這首頌歌：
夜幕降臨，籠罩庭院和屋宅；
在沒有陽光照耀的地方，四處陰沉暗淡；
她走進了我們黑暗的家園，帶來了點燃的蠟燭，
聖露西亞，聖露西亞。
21世紀的古生物學家
張彌曼過70歲生日的時候，她的學生朱敏將一種新的魚獻給自己的導師。他給它取名為「晨曉彌曼魚」。他說，這條魚很像是他的這位老師。它是最原始的輻鰭魚，在演化中地位很重要，位於進化樹的關鍵分叉點上，影響了後來無數魚。
「對科學家而言，如果你的發現和觀察，能夠給整個人類的知識體系留下一筆，那麼我覺得這就是這輩子沒白過。比如張老師做的楊氏魚，在整個人類知識體系上留下一筆，這就是她的成就所在。我們後面還會有很多重要發現，但她會留在那個關鍵的節點上。」朱敏說。
事實上，張彌曼所帶來的關鍵節點不止一個。1980年代，她任古脊椎所所長。苗德歲說，這是一個敢做敢當的領導。那時她促成的中加聯合恐龍考察，是當時國內罕見的大型國際科技合作專案。「那麼大一個deal，她一個人就拍板決定了。當時由於加方支援科考的基金會領導在華行程很滿，把張先生抓上私人飛機，專案就在飛機上談成的。限於當年的通訊條件，她既沒法向任何人請示，也沒有時間層層打報告上去申請，當場就同意了。」如果層層上報，恐怕未必能順利獲准，但她清楚這對科學本身的意義，她就敢抓住這個難得一遇的機會。後來的結果證明，那次科考發現了大量恐龍珍品標本，也培養了一批年輕的研究人員，極大促進了中國古脊椎動物學研究。
她最近在研究鯉科魚，特別是草魚長在咽喉的小牙齒。研究這些小牙齒很難有轟動的成果，幾乎沒可能上《自然》，但是這些不到3毫米的小牙齒，讓她有無數好奇：草魚喜歡水草豐沃的地方，但為什麼會在內蒙古、甘肅這些地方找到草魚化石？遼河流域能找到草魚化石，卻找不到現生的草魚，這裡發生了什麼？仔細看小牙齒的咀嚼面，更久之前的草魚牙上長了小鉤子，那是吃蟲子的魚才有的牙齒特徵，也就是說，這種吃草的魚曾經可能並不吃素，那麼，它們本身又經歷了什麼，為什麼變成了今天這樣？
「科學很多時候都是從很小的東西里頭做起的，人們覺得非常小、沒意思的事情裡頭，做得多了，說不定就有好的大發現。可要是沒人提出看法來，將來永遠沒人來解決嘛。」張彌曼這樣說。
「張老師很純粹，做一些自己很開心的事，但很多事情在現在的語境下是不好談的。如果讓一個年輕人去這麼做事，在現在的評價體系裡頭，以後怕是連飯都吃不上的。他的確能夠解決一個問題，但是很難發文章。」朱敏說。「在現有的評價體系裡，一個科學家怎麼保持住你的純真，這其實是一個挺大的挑戰。」
因為，活在2018年的古生物學家，面對的是另一種挑戰。在古生代魚類研究上，朱敏的研究組是世界級的明星團隊，所做研究成果屢次重新整理人類對進化的認知，但即便他也會被現實擊潰。
張彌曼在上世紀發掘楊氏魚的化石點，徐霞客遊歷山川時就去過，民國最出名的地質學家丁文江也去過，這個地質學上留下無數記載的西南小城，如今卻快要被不斷擴張的城市化吞沒了。站在那個密佈著4億年前古魚化石的小山頭，不到500米外馬路對面就是新建的工業園，新蓋的工廠和農民的回遷房。有次去考察，他發現化石點前面堆滿了生活垃圾，附近的人把這兒當作垃圾場了。朱敏急了，這可是上了《科學》雜誌的世界知名化石點，「在我這一代弄掉，那是不行的。以後有一天人類尋遠祖，尋來尋去發現是這個樣，這怎麼行？」
最近幾年，他花了更大的功夫去給地方政府作報告，寫了好多PPT，跟他們科普「化石是什麼」，勸說他們不要在這裡蓋工業園，而應該去申請世界級自然遺產地，最後每次都用最大號的粗體字寫著「科技……是可以帶來GDP的」。他本來只是想打動主要負責領導的，但往往聽完報告，第一個激動地跑來找他要名片的都是當地招商局的人，他們看上了PPT裡說的「文化遺產提振房價」，拉著這位古生物學家，邀請他去招商大會「再聊聊，再聊聊」。
沒多少人能真正明白，古生物學的樂趣和意義是什麼。在「張彌曼獲得聯合國傑出女科學家大獎」的新聞刷屏之前，古生物學這個關鍵詞的相關新聞是：北京大學古生物學應屆畢業生照合影，只有一個人。
和科學上解決一個問題相比，朱敏說這樣的問題邏輯上簡單得多，只是不容易糾正。他也只能用一些不得已的辦法。2018年夏天，朱敏邀請張彌曼重回30年前的楊氏魚化石點，為了避免老人看了傷心，在她去之前，朱敏特意提前在化石點旁邊樹了幾塊告示牌——「禁止傾倒垃圾」。
活在2018年的張彌曼，也不得不就著環境去做一些適應。2018年夏天，從不接受任何掛職頭銜的她，答應擔任化石點附近一所學校的榮譽主任，藉助今年的熱鬧帶來的一點影響，保護一段4億年前的歷史。她還不想停下來，給自己起了一個筆名「尚能西」，因為她喜歡這個古老的寓意，「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
只屬於極少數人的夜晚
吵吵鬧鬧的2018年終於要結束了。電視臺邀請她去上節目，講講去法國拿聯合國大獎的事。現場有人提問，給您這麼大的獎，為什麼您下臺的時候沒拿獎盃呀？老太太答，因為我老了啊，老了愛忘事，所以就忘了拿啊。編導把這段掐了沒錄，讓人又問她一遍，給您這麼大的獎，最後為什麼沒拿呀？您好好想想。
結果直到結束，這段也沒播成。這位老人不願意說別的答案。「他們想讓我說，我沒拿是因為淡泊名利。」坐在眾人散去的房間裡，張彌曼說起來還是有點不服氣。82歲了，她還是那個「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的女人，原則從沒變過。「我沒說。我的確是老了所以忘了。我說的是事實。」
見證過魚類數億年的生命變遷，時間也逐漸在自己身上有了更清晰的感知。她更容易感覺到累，明亮的閃光燈會刺得眼睛疼，就算只是坐在房間裡，也會常常犯心房顫動，心臟突然停一拍。青藏高原的化石點去不了了，她每個星期都得去醫生那裡報到，做心臟定期檢查。終於，衰老是她不得不面對的新事實，再也無法事事親為了。現在她會請同事幫忙提裝滿書的揹包，但也會小聲地跟他們道歉：「這個我拿不動了……只能讓你們拿啦……對不起……」
來採訪拍攝的人們擠在她的小房間裡，她反覆跟人推辭，「這些照片你們用也沒關係，不用也沒關係，我並不值得上封面的。我們國家還有那麼多值得學習的人，他們才是真正的大師，我只是在做一點點最微不足道的事情。」
送走了陸續而來的訪客後，她想回到那個「微不足道的小世界」裡面去了。草魚的咽喉齒每顆只有不到3毫米，張彌曼把它們一顆一顆分門類收納在透明的小盒子裡，整齊地排列在她的顯微鏡旁邊。
「做科學，你做一輩子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許會成功，也許會失敗，我很欣賞這個過程。」她很喜歡魚類學家朱元鼎的故事，他研究鯉科魚的專著是1931年發表的，可即便過去這麼久，現在人們要看這個領域，還是要看這本1931年的書，「這就是他給人類做的貢獻」。「科學給人類做的絕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墊腳石的工作，真的很顯眼的工作很少。」
她深知再大的熱鬧遲早都是要散去的，這個世界只有一件事不變——夜晚是終將到來的。「我相信從演化的角度看，人類這個種最後也會滅絕的，我們也只能在世界上活一生，永遠不會再回來。我們作為個體，也只不過有的長一點，有的短一點。我的時間比你們少得多了，也許明天都不知道，所以現在無論什麼事情都儘量地enjoy。」張彌曼告訴《人物》，「我覺得你活過了，努過力了，enjoy過所有你的事情，失敗過，小小地成功過，就很好了，這樣就行了。至於別人承不承認，感沒感覺到，不重要，因為被人發現是各種特殊原因湊成的，重要的是，你自己覺得開心就很好。」
還差幾個月，張彌曼就要迎來83歲的生日了。她在等待這一年的熱鬧過去，就像等待窗臺上還未成熟的柿子，還在不斷變化的草魚小牙齒，和其他藏在石頭裡的地球秘密。在給學生的贈書上，她題上了這樣的話：
自由比權利重要，知識比金錢永恆，
平凡比盛名可貴，執著比聰明難得。
共勉。彌曼。
夜晚到來的時候，再度回到了安靜，房間裡又只剩下她一個人了。不過，等化石裡的秘密復活，熱鬧又會回來的，就像她的學生朱敏所記下的那樣，」深夜，在顯微鏡下靜靜地觀察雲南的古魚化石，四億年的時空穿梭，肉鰭魚在中國南方古海洋中暢遊，同樣閃耀著逼人的美麗藍光，但不是在深海避難所中，而是在濱海，在海灣，因為它們是當時地球上最高等的動物。」古生物學家畢其一生追尋的就是這項遙望過去的迷人事業，但它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的樂趣，那是隻屬於極少數人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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