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周總理是不會發脾氣的人。我追隨總理左右的日子並不長，而且自從1957年以後，一別竟成永決，但是，我還是見到過他生氣、冒火。
一次是1956年12月23日，在巴基斯坦的海得拉巴，正當總理訪問亞歐十一國（越、柬、巴、印、蘇、匈、波、阿富汗、尼泊爾、錫金）前半段的末尾。那天上午，主人安排總理參觀他們認為管理得法、效益很好的一家刀片工廠，好像是一家合資工廠。廠方特別熱情地介紹總理去看他們非常得意的一個模範工人工作的情況。這個工人其實是一個童工，年紀無論如何不會超過十四五歲。他的工作是包裝刀片。我們沒有見到他包裝單個的刀片，而是把一些（可能裝一打刀片的）小包再包成中包。把中包再包成大包就不是他的事了。他瘦小的個子，枯乾的皮膚，目不轉睛地盯著手下的刀片，兩條胳膊、一雙手、十個指頭的動作完全同機械一樣規律、整齊、勻稱。只見他微微一欠身，手指頭不知怎麼一動，一包刀片就已經包好，平平整整、四楞八角地跟著傳送帶走了。
廠主就笑眯眯地請總理閣下注意他的動作，等著總理讚揚。不料剛才還滿面春風的總理看了一會，二話不說，就揚起聲音指著廠主說：「你們怎麼能這樣對待一個人，他還是個孩子呢！你們怎麼能把人當作機械來使喚，這是不把人當人嘛！……」總理越說越激昂，臉都紅了。廠主大概沒有想到中國的總理會有這樣的反應，不好再說什麼，只有連連說：「是，是，是。」同時，旁邊早就有人用盤子託了一大包刀片（估計超過一千張），上面還用緞帶紮了一朵大紅花，廠主就拿過來作為禮物送給總理。更出人意外的是，總理接過以後，不是像往常一樣表示一下感謝以後就交給隨從人員，而是逕直走到那個工人身旁，雙手捧著送給了他。可憐那個孩子心無二有地還在做那完全機械式地工作，根本不知道剛才在他旁邊發生了什麼。總理與廠主的說話是透過譯員用英語進行的，雖然英語同烏爾都語一樣是巴基斯坦的國語，但那個出身下層的貧民子弟多半是聽不懂的；即使聽得懂，他那高度緊張的神經也不大可能聽得進周圍的人在說什麼。總理對他說：「這是送給您的，祝你一切都好。」這話翻譯成烏爾都語，那孩子應該聽懂了，但還是反應不過來。他接過了那一大包刀片，還是兩眼發直，顯得手足無措。總理接著還問了他一些問題，如家裡還有什麼人，生活怎麼樣之類，他可只是發呆，一時竟答不上來。
1978年初，我的右派分子問題還沒有改正，但是氣氛已經緩和了。外交部的老同志不知怎麼想起了我這個在50年代常給他們幹活的人，把我拉去為他們寫紀念總理的文章。我把這一幕沒有見到有人提起過的場景寫了進去，為的是想說明總理的人道主義精神。我以為再沒有什麼事比這件事更能表明總理的人性美了。這篇名為《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的文章完稿以後，部領導幾乎沒有什麼修改就以「外交部學習小組」的名義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可就是把這一段刪了去。根據我也幹過十年「刀筆吏」的經驗，理由不用問也知道，因為他違反了「外事紀律」：不能得罪「友好國家」，而巴基斯坦正是友好國家。其實，1956年12月23日上午，隨同周總理參觀的攝影記者們，不論是中國的，巴基斯坦的，還是其他國家的，都已把這一幕拍入歷史了。
第二件事與我個人有關係，發生在1954年7月21日，是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閉幕的那天晚上。好不容易，日內瓦會議開了三個月。第一階段關於朝鮮問題的會議討論了兩個月，無結果而終；第二階段總算開了不到一個月就達成協議，通過了最後宣言。
我在日內瓦會議期間的任務就是負責會議新聞，因此每逢開會就隨團進入會場去聽會。可是那天下午，因為事先知道要透過宣言，總理囑我不要去會場了，而是拿著最後宣言的初稿在別墅裡等會場的通知，每透過一段就交給電臺向北京發一段，會議對初稿有什麼修改就修改，等全文發完，就大功告成。
這本來是最簡單不過的工作，不料總理「所託非人」。我這個人辦事一般來說，還可以算是認真負責的，但是天性不能細緻嚴密，因為馬虎或者糊塗或者一時慌神而出錯，在我是常事。別墅樓上，現在只有我一個。我每等來一個電話，就改正一段，然後用剪刀剪下來，送到電臺。沒事時，就享受著日內瓦的陽光和空氣，看看窗外花園裡極美的景色，自以為「兢兢業業」地完成了任務。一直等到總理率代表團回來，我才回到自己住的日內瓦湖邊的旅館去，過了10點就上床睡覺了。
不料到了夜裡12點左右，床邊的電話鈴響了，是總理的機要秘書陳浩打來的。她說：「你快來吧！你怎麼搞的，從來沒有見總理發這麼大的火！」我大吃一驚，趕快趕到別墅，心想不知犯什麼大錯誤了。等我趕到別墅，陳浩告訴我：「北京來電話了，說我們發回去的最後宣言比別的通訊社所發的少了好幾段，總理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正等著你哩！《人民日報》已經印了24萬份了，因為新華社把你發的稿子同外電對，對出了問題，已經停機不印了。」
我仔細地回憶，才想起大概是打在極薄的打字機紙上的原稿，在被我剪成一段一段的時候，有的竟被風吹走了，因為我的辦公桌正好臨窗。
我懷著極其惶恐的心情走進總理臥室，看他似乎還有餘怒未平，就叫了一聲「總理」，等著挨一頓嚴厲的批評。不料他說的竟是「你來了，我氣也生過了，火也發過了，不想再說什麼了。你到機要室去看看我給中央的電報，然後趕快去補救，北京還等著呢。」我去看了總理親筆寫的電報，一個字也沒提到我，只說他自己「應負失察之責，請中央給予處分」。那天晚上，感謝陳家康同志陪著我把最後宣言的中文同英法文原文仔仔細細重新校訂了一遍，也改正了一些錯誤（家康同志是懂法文的），最後發回北京已經凌晨兩三點鐘了。校訂定稿以後，家康自己去睡覺了，我則一個人在屋裡寫檢討，又謄正了一遍，第二天早晨交給總理。總理一句話也沒有說，叫我交給李代表。李克農同志笑著對我說：「你們知識分子就是有這個不嚴密的毛病，要好好向總理學習。」
回到北京後，人家告訴我，7月22日的《人民日報》到中午才出版。我自以為受過良好的公民教育，料定這次翫忽職守罪是逃不了啦。我也絕無逃避的意思，準備被起訴，坐牢半年或者三個月。這是我心甘情願的，決無怨言，總理都自請處分了嘛。不料第二天，也就是7月23日，總理又叫我隨同他一起訪問柏林，然後是華沙、莫斯科，最後回到北京……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來源: 《李慎之先生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