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南嶽軍事會議的精神，1939年1月7日，軍事委員會制訂了《國軍第二期作戰指導方案》，主要內容為：「國軍應以一部增強被敵佔領地區內力量，積極展開廣大游擊戰，以牽制、消耗敵人。主力應配置於浙贛、湘贛、湘西、粵漢、平漢、隴海、豫西、鄂西各要線，極力保持現在態勢。不得已時，亦應在現地線附近，儘量牽制敵人，獲取時間之餘裕，俟新戰力培養完成，再行策動大規模攻勢。」（《國軍第二期作戰指導方案》（1939年1月7日），國民黨中央黨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軍事委員會還提出政治重於軍事、民眾重於士兵、精神重於物質、訓練重於作戰、運動戰重於陣地戰、游擊戰重於正規戰等一系列主張。總的來說，軍事委員會的戰略比起武漢失守前有相當改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重視淪陷區，力求加強對日軍後方的控制與擾襲，化敵人後方為前方，將日軍侷促於點線，防止日軍實行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企圖。為此，軍事委員會設立了戰地黨政委員會，並日益重視敵後游擊戰，從而在敵後設立了冀察、蘇魯戰區，將一部分正規軍輸送至敵後從事游擊戰。
南嶽軍事會議遺址
二是準備在正面戰場上不斷髮動有限度的攻勢與反擊。以策應敵後游擊戰，轉變不利態勢，因而在1939年正面戰場有過兩次規模較大的反攻，即春季攻勢和冬季攻勢。三、日軍被迫轉入持久態勢日軍佔領廣州、武漢後，日軍大本營將國民政府視為一個地方政權，1938年11月作了如下形勢判斷，即國民政府「既已喪失中原，逃竄內地，失去主要水陸交通線及豐富資源和居民之大半，則我方若適時採取措施，加速其內部崩潰過程，至少使之成為一個地方政權當非難事。故從戰略上看，可以這樣說：帝國已經摧垮了抗日的中國政權。下一階段為實行政略進攻，以抵於成」。所謂政略進攻，就是施展謀略手腕從內部瓦解中國抗日陣營，扶植日軍卵翼下的傀儡政權。
日軍侵佔中國領土示意圖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了《關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宣告》，宣告中提出：「如果國民政府放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這種說法改變了同年1月16日近衛內閣傲慢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強硬政策，公開誘惑國民政府中的親日派及對抗戰失去信心的動搖分子。12月22日，日本政府發表第三次近衛宣告，宣稱「日滿華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目標而聯絡起來，共謀實現相互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第285頁。）它要求中國政府放棄抗日舉動，承認偽滿洲國，同意日本在中國特定地區駐兵，在華北和內蒙地區資源的開發利用上向日本提供方便。
汪偽群奸
日本政府在宣告中還偽善地宣稱，如果中國政府答應日本所提條件，日本不僅尊重中國主權，而且願意考慮歸還租界和撤銷治外法權。日本的政治謀略和誘降政策並未動搖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抗日意志，只有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等人甘做漢奸，脫離了抗戰陣營。在軍事上，日軍開始不得不轉入戰略持久態勢，以適應長期戰爭的狀態。
張憲文等：《中國抗日戰爭史·第三卷，抗日持久戰局面的形成》，2016年版。
編輯：南京師範大學近現代史碩士生雷曉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