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執著於技藝，並不因其稀有而高看這一切，而對於傳統工藝在現代世界中所遭受的冷遇，她也並非不能理解。「傳統的工藝一定是在慢慢慢慢消失的，要不然每天這麼多新事物冒出來，世界不就爆炸了嗎？」她說這話的時候眼睛裡有一種天真，又有一種清醒。「工匠精神」最正確的含義也許就是勞作，而日復一日的勞作其實早已是饋贈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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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第五區的伯納德街工坊（Atelier des
Bernardins），中國女孩鍾雨坐在長桌前凝視著一本冊子。紫紅色的布面封皮已經十分暗沉，表面汙漬斑駁，頂端的燙金標題上一個拇指大的燙痕遮住了部分文字，但仍可辨認出「中央戲劇學院」、「第一屆本科畢業紀念」這兩行正體字，底部的「1952」則表明了它所屬的時代。
六十五年了。她想著，翻開這本紀念冊，內頁和書脊已經分離，環襯上點染著水漬，大部分內頁都已經缺失，只保留了前後數頁……她合上冊子，一切看上去如此虛弱，又盡力存留體面。
這是爺爺的畢業紀念冊。鍾雨口中所說的爺爺其實是外公。2017年夏天，在巴黎學習法式手工書的鐘雨回國休假，爺爺將這本冊子託付給她。老爺子常跟她唸叨過去的事兒，上世紀五十年代，爺爺和奶奶還在中央戲劇學院唸書時，他們是如何穿著露出棉花的舊襖出入東棉花衚衕，如何拖著一雙破棉鞋走遍長安街，那時爺爺的浪漫是省下口糧只為買一個蘋果送給奶奶。提到過去，奶奶往往都不吭聲，偶爾才笑著回一句，「瞎說」。
看起來仍有學生氣，其實鍾雨學習書籍裝幀的已將近十年，早年在清華美院跟隨呂敬人先生學裝幀設計，也正是在敬人紙語的書籍設計研修班上，鍾雨第一次接觸到手工制書，也因此認識了在巴黎有著40年制書經驗的凱薩琳女士，從此便與這門古老手藝彼此牽連。
此後鍾雨兩度來到巴黎，在凱薩琳的伯納德街工坊鑽研傳統的法式裝幀，她徹底愛上了這門有著兩千年曆史的工藝。2017年初，在反覆地思量和輕快地決定後，她第三次來到那間無比熟悉的工坊，這一次，她決心留在此地兩年。
看著眼前這本冊子，她有些恍惚，從北京到武漢，再由她帶到巴黎，輾轉半個多世紀，一本冊子像人一樣堅固地存在和遷徙。爺爺和奶奶的故事，她從小就知道。兩個出身迥異的年輕人，在亂世中相逢。奶奶是天津楊柳青地主的第十六個小女兒，而爺爺則是河北一名由嬸母養大的孤兒，他們一個逃婚，一個逃兵役，最後在當時的河北省天津師範學校相遇，一同考入華北大學。
1950年後，華北大學的其中一個科系籌建為中央戲劇學院，爺爺和奶奶就這樣成為了中央戲劇學院舞臺美術系的首屆大學生。畢業後，兩個意氣風發的北方年輕人想去南方生活，看一看那兒的大海，沒想卻在武漢安下家來。紀念冊就這樣漂泊到了沒有海的南方。
她翻動冊子，最後一頁用紅字密密麻麻記錄了1952年那群畢業生的名字，他們大多都成為了後來中國戲劇文藝界的中流砥柱，在一些名字旁邊，有人用黑色墨跡打上了一個個小小的「叉」。
作為爺爺奶奶的孫女兒，也作為一名裝幀師、修書匠，鍾雨為這本紀念冊制定了修復計劃。原有的結構和有紀念意義的元素理應保留，而損壞的部分則既有拋棄又有修補。比如內襯受潮黴變的紙板應該拆出替換，再用原有的裝幀布進行重新裝幀。而被撕去的頁面，則用仿日本紙連結成帖，漸次補齊厚度。封皮上滿是滄桑，那裡有一段微縮的歷史。她小心翼翼將紫紅色布面上的汙漬清除，接著又細微地將其補色，像是施展化妝術一般，讓一位老人展露出年輕的面容……
冊子在她手上逐漸豐滿、筆挺，直到最後內頁與封面都趨於完整。像迎接一個新生兒一樣，她捧著這本65歲的紀念冊，依舊是紫紅色布面、燙金的標題，但卻比剛拿來時平整潔淨、稜角分明，而內裡則依舊兜著一肚子故事。爺爺交給她的任務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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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沿著傾斜的道路，穿過系著圍裙的剃頭匠，樹蔭下打紙牌的老人和賣水果的小販，走進中央美術學院附近一個小區深處。鍾雨從一個視窗探出半個身子，招手示意我們上樓。這是她在北京的住處。已是七月中旬，蟬鳴震得天空都顫抖，紅牆在樹葉底下搖動。
上樓去，她已經在門口等著我們了，我們初次見面時看到的搖滾青年髮型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簡單而利落的短髮，玳瑁色的框鏡，木質珠串眼鏡鏈，復古連衣裙，整套都從巴黎帶來，她出現在這裡，像副年輕的古畫。
瘦而清秀，是典型的南方女孩模樣，武漢長大的鐘雨已在北京生活十二年，其中有七年時間都留在清華美院，此後三次前往法國巴黎學習法國式手工精裝（La Reliure），她稱之為盧利尤。盧利尤指的是將紙張摺疊成帖，然後連綴書脊的裝訂術。這樣的裝訂方式因為便於翻閱、利於儲存而延續到現在，並且也為大工業時代以後書籍的批次化生產奠定了基礎。
這是一門在法國也屬小眾，並且逐漸在現代社會中消退的手藝。比起這兩年國內掀起的挽救手藝熱潮，法國人要鎮定得多。在巴黎，傳統的裝幀工坊只有二十幾家，不少法國本地人在這樣的工坊裡持續五六年學習，就像是為成年後的自己安排了一門課外遊戲，而像鍾雨這樣留在巴黎兩年，只為學習制書和修復手藝的中國姑娘，大概只有她一個。
老住宅的隔音微弱，蟬鳴侵襲穿透屋牆，室內光線泛著舊，空間卻足夠寬敞，一張由木門改造而成的長桌橫在客廳當中，連門把手都還留在原處，桌上是堆疊的書和冊子，一本90年代的武漢劇壇雜誌中夾著一張水墨畫，落款上標明瞭時間地點，1950年，北京鼓樓，這是鍾雨爺爺的畫作。
空間貼合著主人的邏輯而雜亂，桌上是書，三面牆上全是畫，葛飾北齋的衝浪圖，從日本旅行帶回的魔鬼圖案門簾，還有一副畫鄭重其事裝在框子裡，那是鍾雨從散場的北京書展上撿來。書桌上方的球形燈罩是淘回的德國貨，茶几則是老電視喬裝而成，第一次從巴黎搬回的起脊機放在此地既不笨拙也不突兀，緊挨著的是書桌，維持著四十年前的款式，桌上趴著黃貓，貓打盹。
這次回國算是休假，還要在敬人紙語的書籍研修班中開一門法國式手工精裝的課程，年輕的她已經是不少人的老師。
3
爺爺和奶奶都從事美術行業，父親和母親都是畫家，小時候的鐘雨是在父親的畫紙和筆墨邊長大的。她卻從未想過要成為一個藝術家。「藝術家要的是徹底滿足自己，我不是這種性格。」她稱自己性格里有理性的一面，偶爾能將她抽離出感性的世界。「我覺得我還是更喜歡幫人家做一件事情，看到人家高興，我也就高興。」
四年前在導師呂敬人先生的書籍研修班上，鍾雨遇見了從法國來的凱薩琳女士。這位法國女人一頭灰白色短髮，鋒利的下巴，當她大笑時，眼角的每一條皺紋似乎都為之歡騰。作為凱薩琳的接待，鍾雨帶著她爬長城，逛鼓樓，為鼎泰豐的小籠包排隊，也去蒼蠅館子裡吃一碗米線。
凱薩琳的魅力是在課堂上漸次展開的。她將從法國帶來的工具和材料一一陳列，接著緊湊而麻利地為大家演示法國傳統的書籍裝幀過程，僅用三個小時就完成了原本需要三週完成的工藝。當她拿著做好的手工書向在場者展示時，掌聲忽地響了起來。「已經很久沒有見過這樣利落的手藝人了」，鍾雨心想。課後她向凱薩琳表達了敬意，而凱薩琳則回給她一個笑容，「如果你願意，可以來我巴黎的工作室學習」。
時至今日，鍾雨都不明白凱薩琳為什麼會在課程結束後邀約她去巴黎的伯納德街工坊學習這門傳統手藝，而她的生活也的確因為這一份邀約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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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納德街工坊已逾百年，門臉兒不大也沒有明顯的招牌，只在門口用法語寫著「制書匠」幾個字，因為坐落在伯納德街，又是此處唯一的制書工坊而得名。進得屋來，先聞到書香，是沉悶的，下墜的，拉住人停留在此，各類古舊書堆疊，長桌上排布著材料和工具，紙張、膠水、書鋸、縫書架、夾書器……所有這一切構成了她在巴黎最為熟悉的場景。
第一次離開北京去往巴黎是2014年，那是一次為期兩個月的短期學習，在伯納德街工坊跟隨凱薩琳瞭解手工書製作的基礎技法。她形容當時有點像一百年前的中國留學生，有種緊迫感。她既不會法語，對於手工制書也只有零星的印象，初到巴黎的那陣子她只能靠著觀察凱薩琳做書和簡單的英語交流去跟進，心裡免不了著急。三個禮拜過去，她只完成了一本書的製作，她開始擔心自己趕不上進度，最後會浪費兩個月時間。最後還是凱薩琳幫她卸下了心理包袱，她像是安慰又像是在傳授精髓，「手藝不在於快慢，而在於理解。」
等到學期結束時，鍾雨才發現自己居然完成了十幾本書的製作，這讓凱薩琳也有些驚訝，通常來說，法國學生的工作效率是兩三週完成一本。
親手製作書籍讓她從中感受到極大的滿足，而凱薩琳的鼓勵則給予她許多信心。回國後的她重新投入到工作中，那時她已經在北京一家出版社負責美術設計，做書成為了她生活中一個繁雜的樂趣。
一開始只是愛好，漸漸的，鍾雨發現自己想要將做書更大程度收納到生命中。她從巴黎帶回大大小小的工具和紙張安置在家中，家變成了她的工作室。有那麼一兩年，她都在反覆地向自己確認，是否想要將此後的時間都留給做書。甚至連朋友們也都這樣問她，你靠做書能活下去嗎？她不確定，但是得試試。看上去總是溫和有禮的她，有一股執拗勁頭，當然也是一種無畏的自信。
她執著於技藝，並不因其稀有而高看這一切，而對於傳統工藝在現代世界中所遭受的冷遇，她也並非不能理解。「傳統的工藝一定是在慢慢慢慢消失的，要不然每天這麼多新事物冒出來，世界不就爆炸了嗎？」她說這話的時候眼睛裡有一種天真，又有一種清醒。「工匠精神」最正確的含義也許就是勞作，而日復一日的勞作其實早已是饋贈本身。
2015年，她結束了第二次巴黎的學習，回國辭去工作，開始學習法語，鐵了心要留在巴黎學習，繼續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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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手藝」的概念在我們這兒被過度詮釋了，它並不那麼陳舊、也不那麼發悶。事實上，伯納德街工坊內的氣氛要隨常得多，你總能聽到笑聲不斷。工坊一共只有倆人，凱薩琳負責手工裝訂，瑪麗則負責燙金。「他們其實是很喜歡聊天的，工作時並不是大家想像的那麼安靜，有時候客戶過來能聊半小時。」每週四是工坊最熱鬧的時候，五六個學生都會來到課堂，小小的工坊一下子就滿了。
雖然獨自在巴黎，但工坊的學習豐富，鍾雨也並不覺得寂寞。她看著法國的老手藝人們就在連串的攀談之間，手起手落，幾十年的經驗就遞送到書籍身上。制書是嚴肅的，也是日常的，嚴肅得需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也日常得像一頓家常飯，它無處不在。
在法國，書籍裝幀行業有著特殊的淵源。進入大工業生產時代後，平裝書的封面通常簡陋。讀者買到印廠生產的書，會拿到專門的裝幀工坊去做重新裝訂，這是一個傳統。雖然年輕人不完全遵循這種做法，但鍾雨發現來工坊的客人從未間斷，依舊有很多人都保留著這個習慣，許多人覺得一本書要經過這樣的工序，才真正屬於自己。
客戶委託的書籍五花八門，有十分珍貴的舊書，比如首版的文學作品拿來做修復；也有人會帶來父親或是祖父留下的書，重新裝訂後存留為紀念；還有一類則頗為有趣，漫畫愛好者會將兒時收集的十幾本漫畫送來做成合訂本。
通常來說，裝幀一本書大約要花上三週的時間，這其中不僅有手藝活兒，還有等待的時間，某些步驟需要等膠乾透才能往下繼續進行。一本正常的32開本的書，封面有皮有紙，帶燙金工藝，收費大約在85歐元左右。「以巴黎的物價來說，吃一頓套餐也得三四十歐，這並不算昂貴的手藝，除非你要對古舊書進行修復，那則是昂貴的。」
除了重新裝幀和古舊書修復，工坊也能接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訂單。上世紀九十年代，凱薩琳曾為強尼·戴普主演的電影《第九道門》製作過一本道具書，在片中這本古書因為被盜而引發了一連串神秘事件，凱薩琳的手藝無疑為電影增強了某種神秘氣氛。要知道，後來可真有美國影迷尋訪到工坊中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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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凱薩琳唯一的中國學生，在工坊中面對這些中國自古就有的紙和書，鍾雨偶爾也會感到尷尬。「我剛過去的時候，他們拿出一張紙說，我們用的是日本紙，我一看這不就是宣紙嗎。」鍾雨笑了笑，頗有些無奈，「或者是用一些修復紙時，他們也會稱為日本紙或者叫做仿日本紙，而且只要是很薄很薄的紙張，他們都覺得是東方紙，也就是日本紙，這個你不得不說，日本紙確實做得好，就因為它不斷在發展。很多東西我覺得是中國的，但其實在法國他們都管這叫作日本的。」
她頓了頓，繼續，「只有一種方式，它們叫中國的，當我們在書脊上做豎排燙金的時候，他們就管這叫中國式燙金，因為我們過去採用豎排排版，但更尷尬的是，現在也很少用豎排了。」
傳統的衰落讓人們對工匠精神的渴求尤為迫切。然而傳統生活方式的消逝不僅發生在中國。2014年初來巴黎時，鍾雨留意到身邊法國年輕人用智慧型手機的還不多，地鐵上仍有不少人捧著書閱讀。三年後再看身邊的情況，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率越來越高，地鐵上的閱讀者們也有一半轉變為手機黨。「法國的變化進行得慢，但一定也是在變化。」
有時鐘雨也會聽到巴黎老人的抱怨，「時代不同啦」。過去巴黎的第五區、六區全是書店和傳統工藝，如今也都被服裝店首飾店取代。
就像凱薩琳告訴她的，巴黎的裝幀工坊其實也在減少。就連這間存在於伯納德街上一百年的工坊，也險些因為房租突漲一倍而無法維繫。也是因為凱薩琳的堅持，她數次拜訪市長，終於將危機解除，這間小小的工坊才得以存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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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夏天如此炙熱，回到北京的日子那麼短暫。她看著這座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依舊擁擠忙碌，除了衚衕裡很多小店被封上，似乎沒有什麼變化。
在北京她從來沒有不適應感，也從未將自己當作外鄉人。如果你喜愛藝術和文化，很明顯，這裡有無窮盡的展覽與講座，也無論你的喜好有多小眾，都能在此找到同伴。讀書那會兒她在五道口待了七年，那裡被稱作宇宙的中心，到處都是學生和外國人，咖啡館和酒吧永遠都是人頭攢動，「我不會選擇住在五道口的，又貴，又亂，現在除了同學聚會，我很少回那邊。」
離開五道口後，她又在北面的天通苑生活了四五年，在印象中那兒像個城郊結合部，有一種有趣的混雜感，但缺少文化氛圍。如今搬到中央美院一帶，舊小區有生活氣，隨時隨地可以看展覽，這一切都讓人舒心。
她想像著巴黎的學習結束之後能回到北京開一間夢想的工坊，名字已經取好了，「一又二分之一工作室」。在豆瓣相簿「一個半人的工作室」裡，她持續幾年記錄著做書的細節。她借用董橋先生的一句話作為相簿描述：「愛書愛紙的人等於迷戀天上的月亮，只是我們迷戀的是紙月亮！」
作者：lilisaylili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