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倫堡審判
二戰結束後，大多數納粹德國分子包括軍隊、警察和骨幹力量基本都被就地改造，少數窮兇極惡的納粹頭目，在紐倫堡審判之後被處以極刑或終身監禁。但有少數納粹分子和德國佔領國投降分子，依然逃過了歷史和法律的制裁，一開始他們無處可去更無處藏身，南美國家阿根廷卻為他們大開方便之門。
時任阿根廷總統胡安·佩隆
作為南美大陸的西班牙語國家，阿根廷在歷史傳統和文化風俗上與原宗主國西班牙相近，在19世紀和20世紀，又與德國、義大利等歐洲大陸國家貿易人員往來密切。在眾多阿根廷精英中，有很多人是德國人或義大利人的後代，他們掌握著阿根廷的經濟命脈和重要資源，在立場上傾向於軸心國。當時阿根廷的佩隆當局甚至有黨羽在公開場合集會，打出納粹標誌和旗幟、瘋狂地呼喊口號，企圖掀起反猶太狂潮，呼應歐洲大陸的納粹軸心。
自由法國抵抗組織戰士被納粹槍決
其次，阿根廷政府想從中牟利，於是幹起了庇護納粹分子的勾當。1945年，軸心國軍力已成強弩之末，當年年初，蘇聯紅軍和英美盟軍就已經在易北河會師。法國解放前，很多之前宣誓效忠納粹和希特勒的法國維希當局骨幹分子聞風而遁，想盡一切辦法搬家和轉移資產，他們對本國人民做盡了傷天害理的事，真可謂是樹倒猢猻散。中立國瑞士名曰中立，實際上他們為很多納粹分子轉移資產和打點後續事項，阿根廷也不外乎如此。納粹羽翼們從歐洲各國和猶太人手中搜颳了大量財富，阿根廷人也從中獲利頗豐。
二戰勝利結束後美軍閱兵式
阿根廷收留納粹分子，跟對國際形勢的預判失誤也有關係。德國和日本法西斯投降後，美蘇勢力頂在最前線，阿根廷認為德國大部分被西方世界佔領和控制，未來世界格局必定是美蘇對抗，美國有用得著這些納粹遺老遺少的地方。阿根廷就自作聰明地順水推舟，想著保護歐洲逃出來的納粹分子，在之後可能爆發的美蘇衝突中漁翁得利。
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下跪
但阿根廷打錯了自己的如意算盤，並且為此付出了應得的代價。自紐倫堡審判幾十年以來，德國都在為在二戰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贖罪和懺悔，並從法律和社會上清除納粹思想餘毒，這一點他們是做得比較徹底的。比如1970年，時任聯邦德國總理的維利·勃蘭特在波蘭首都華沙的驚天一跪，震驚了全世界。隨著時間的推移，到20世紀90年代，納粹戰犯在阿根廷的生活也已經被世人知曉。可以想像，當時的輿論壓力對於阿根廷政府來說是如芒在背，稍稍處理偏差就可能引來國際社會的強烈指責和憤慨，這對於當時處於金融困難中的阿根廷來說是十分棘手的。
對債務危機不滿的的阿根廷示威民眾
最後阿根廷也付出了自己應得的代價，在90年代看似繁榮的經濟背後，隱藏著巨大的危機。外國資金的大量湧入、大規模騷亂和激烈的政局動盪迫使當局放棄了阿根廷比索緊跟美元的貨幣匯率制度，阿根廷不僅遇到了債務危機，還陷入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之中。阿根廷在20世紀中葉收留納粹戰犯的投機行為在世紀結束時也遭到了國家命運的嘲弄。
（曉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