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2018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頒發給Allison和Honjo，引起熱議第2018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頒發給Allison和Honjo，引起熱議

►2018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頒發給Allison和Honjo，引起熱議
撰文 | 劉海坤（德國癌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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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日，正值中國國慶節期間，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頒布，安德森癌症中心教授James Allison和日本京都大學教授Tasuku Honjo因腫瘤免疫治療而均分榮譽。 這項眾望所歸的抗癌成就，得到了科學界最崇高的榮譽。 
但如同很多諾貝爾獎的頒布往往伴隨爭議一樣，這一次也不例外，尤其是在華人社會和學術圈。 為什麼引起爭議呢？為什麼治療效果遠不及PD1/PD-L1抗體的CTLA4抗體療法的發現者能獨享一半諾貝爾獎？這次爭議與諾獎的其他爭議有何不同？
►兩種基於免疫檢查點的療法
圖片來自nobelprize.org
在筆者看來，目前人類崎嶇而又輝煌的科學抗癌征程上有三項傑出的成就：
第一是癌症預防，最典型的代表是筆者所在的德國癌症研究中心的Harald zur Hausen（2008年獨享一半諾貝爾獎，另一半授予法國HIV發現者）不懼質疑與嘲諷，最後分離並證明人乳頭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是宮頸癌的致病元凶，現在可以預防宮頸癌的HPV疫苗已經讓無數女性受益。 因病毒感染，直接或間接致癌的最好對應方法應該就是疫苗防疫。 
第二大成就是靶向治療，名氣最大的當屬因電影“我不是藥神”而在中國流行的“伊馬替尼”（Imatinib），這類被稱作“聰明藥物”的特點是靶向癌細胞特有的突變，避免了放化療等非選擇性的藥物副作用，伊馬替尼的服用者雖然需要長期用藥，但慢性髓性白血病因此變得可控，不再可怕。 但實際上靶向治療癌症最好的代表是針對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的（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源於中國的治療方案——三氧化二砷聯用全反式維甲酸（ATO+ATRA）。 兩者聯用靶向致癌融合蛋白PML/RARA，可使患者痊愈，且停藥後不會複發，是高惡性癌症可被徹底治愈最經典的案例。 這項經典的從基礎科研到臨床應用的研究，中國科學家張亭棟、王振義等有重大貢獻。 這項研究目前還沒有得到諾貝爾獎的認可。 
第三大成就是今年的諾貝爾獎主角——免疫治療，尤其是PD1/PD-L1抗體治療，達到的臨床效果沒有其他任何一個抗癌藥物可與之爭輝，可以說到目前為止，PD1/PD-L1抗體是人類抗癌史上最偉大最成功的藥物，而且它的成功也刷新了我們對癌症發生的認知，
人類與癌症的鬥爭也將因此而進入新的階段。 這項成就得到諾貝爾獎的認可是理所當然。 
在諾貝爾獎宣布之後，已有很多中文和英文媒體對爭議進行了報道，爭議的當事人有的也進行了回應。 筆者根據評獎委員會的角度來進行論述和討論其頒獎人選擇的理由是否合理，感興趣的可閱讀諾貝爾獎官方公布的詳細資料（Scientific Background：Discovery of cancer therapy by inhibition of negative immune regulation）。 該文獻基本闡述了他們對本次諾獎工作對解讀和評判。 
CTLA-4的發現歷程
諾獎委員會公布的閱讀資料比較客觀地闡述了他們眼中的免疫治療的歷史、沮喪、迷失。 激活免疫系統治療癌症是很多免疫學家的夢想，而上一代抗癌藥物裏最有代表性藥物之一乾擾素（Interferon）就有激活免疫系統的作用，而且到現在還在癌症治療領域發揮著作用。 但此類藥物基本沒有特異性，靶點作用機制複雜，藥物副作用巨大，而且對大多數癌症的療效並不顯著。 另一個思路是以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的Steven A Rosenberg為代表的T細胞療法，時常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臨床案例報道。 但可以說，1990年代之前，沒有人找到有效且特異利用人體免疫系統抗癌的真正突破口。 華人腫瘤免疫學家陳列平在此階段就已開始探索腫瘤免疫，並於1992年在Cell雜志上發文，證明免疫共刺激CD28或CTLA-4有抗腫瘤的效果。 此次諾獎委員會在引用他的工作時人名寫對，但文獻引用出錯。 
這個領域第一個關鍵分子是免疫負調控因子CTLA-4的發現。 1987年，Pierre Golstain實驗室克隆出CTLA-4基因，1994和1995年兩篇論文報道CTLA-4是T細胞的負調控因子，這個結果讓人想到可抑制CTLA-4來激活T細胞。 而加拿大華人著名科學家麥德華（Tak Mak）的團隊和Arlene Sharpe的團隊分別在Science和Immunity報道CTLA-4基因敲除小鼠患有嚴重自體免疫疾病，真正夯實了CTLA-4是T細胞的負調控因子的結論。 作為免疫名家的麥德華教授之前第一個克隆了被譽為免疫生物學“聖杯” 的T細胞受體（TCR）基因，貢獻巨大，但至今沒有得到重要國際獎項的認可。 
諾獎委員會之後的論述顯示，他們認為之後的主流科學家應該沒有嘗試把這個免疫學的關鍵進展引入到癌症治療裏來。 這裏寫到“While some investigators used this new knowledge to develop treatments for autoimmunity （Lenschow et al., 1992）, Allison followed another path. In spite of all the previous failures, he intended to find a cure for cancer. He attempted to block the negative effects that CTLA-4 induced, thereby unleashing an immune response” 。 之後大篇幅地描述了1996年當時還在加州伯克利大學的Allison發表的一篇關鍵論文，這篇論文顯示CTLA-4抗體可激活腫瘤免疫並清除移植在小鼠體內的腫瘤。 並總結出4個結論：1）該論文證實了抑制CTLA-4可激活T細胞的抗腫瘤反應；2）即使是小鼠體內已生成腫瘤後再處理也有效；3）腫瘤清除後獲得的持久的免疫反應；4）兩種腫瘤都有效。 
因此，諾獎委員會認為，這項工作代表了腫瘤免疫治療一個新概念的誕生，也就是今後一統江湖的所謂“免疫檢查點抑制”抗腫瘤理論。 這個判斷符合大多數主流科學家的認知，而之後在各大雜志努力宣傳的Allison也基本被認為是“免疫檢查點理論”之父。 
►圖一：CTLA-4抗體（lpi）轉移黑色素瘤病人三期臨床結果。 A圖是病人生存結果，B圖是無進展生存。 
但這項工作並沒有很快地導致CTLA-4抗體進入臨床，這是因為CTLA-4敲除小鼠嚴重的自體免疫反應讓藥物公司望而卻步。 Allison在此事上的堅持不懈被人稱道，直到後來2010年發布的第一個III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CTLA-4抗體的確能夠顯著延長黑色素瘤病人的存活（圖一）。 2011年，FDA和EMA立即批准了CTLA-4抗體作為處理黑色素瘤病人用藥，同年另一個III期臨床試驗顯示類似的結果。 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個臨床實驗結果顯示病人存活延長了3-4個月左右。 而且也的確如小鼠模型顯示，CTLA-4抗體有不容小覷的副作用，這是該藥的主要缺陷之一。 
如果故事就此打住，腫瘤免疫治療的效果不比同期發現的靶向治療腫瘤突變BRAF600E（突變陽性黑色素瘤病人延長存活3-4個月）及其他抗癌藥物優秀很多，而且被批准的適應症目前局限在黑色素瘤，所以CTLA-4抗體並不能被稱為劃時代的抗癌藥物，那麼諾貝爾獎委員會所認為的由此而誕生的“免疫檢查點理論”也不能說是影響巨大的抗腫瘤理論。 而癌症生物學領域此前已有很多久經檢驗的基本理論了。 
PD-1/PD-L1通路的發現
但隨後一個明星藥物的出現讓一切變得不同。 這就是PD-1抗體。 
Honjo和麥德華一樣都是免疫名家，有幾項發現是教科書級別，他的實驗室在1992年克隆了PD-1，因為此基因在正在死亡中的細胞表達，所以被其命名為程序凋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1），1994年Honjo申請的一份專利（US5698520A）也顯示他當時相信PD-1是調控細胞凋亡的蛋白。 這是科學界常見現象，新發現的基因功能不清楚，命名跟功能完全不相乾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著名的腫瘤抑制蛋白p53在克隆之後長期被認為是致癌基因）。 
之後Honjo發現PD-1基因敲除小鼠有微弱自體免疫疾病傾向，所以PD-1被認為是類似於CTLA-4的免疫負調控因子。 但PD-1基因敲除小鼠的表型比起CTLA-4小鼠弱很多。 對研究者可能不算好消息，但對於把它作為腫瘤治療靶點來說確是極好的跡象。 PD-1作為一個受體蛋白，它的配體及整個調控免疫的通路的鑒定對免疫大家Honjo來說顯得尤其重要。 
而這時，陳列平已從決定要砍掉腫瘤免疫項目的百時美施貴寶重回學術界，他在尋找新的免疫共刺激調節因子時於1999年克隆並報道了B7-H1，但未發現B7-H1就是PD-1的配體。 不過陳列平在此時已經發現B7-H1能誘導T細胞死亡，而且該基因在少數正常組織裏也有表達，所以陳列平認為該蛋白與可能參與免疫系統的負調控。 
最近有一群匿名的教授批評這篇論文，認為陳列平這篇論文走錯了方向，誤導了研究，才導致其錯失今年諾獎，言之鑿鑿。 事實上，陳列平這篇克隆B7-H1的論文建議的研究方向就是免疫抑制負調控。 
在科學的前沿，每一次假說驗證都是對未知的嘗試，用今日的知識去嘲諷科學家在探索期所走的彎路肯定不是科學家。 因為每個科學家都走過很多彎路。 真正知道腫瘤免疫領域的重要問題和方向的華人並不多，因為免疫和癌症分屬兩個巨大的領域，而能在這兩個領域間來去自如的門檻非常高。 
2000年，Honjo和身在哈佛醫學院的Gordon Freeman 和Clive Wood發表了一篇找到PD-1配體的論文，尋找方法和陳列平克隆B7-H1的方法基本一樣，用B7的同源序列去尋找。 結果釣出了一樣的東西，不過他們把此基因命名為PD-L1，並證明了PD-1和PD-L1結合並導致免疫抑制，因此這個通路的鑒定與陳列平的發現有了一個很好的銜接。 
筆者查閱專利信息時發現，1999年，Freeman和Wood就申請了關於PD-L1的專利，當時他們稱為B7-4，筆者推測他們可能是獨立發現的基因，但1999年陳列平組率先發表了結果並認為這個蛋白可以誘導免疫抑制。 Freeman和Wood後來與 Honjo合作在2000年確定了PD-1/PD-L1的互相作用，這是一個新的類似於CTLA-4免疫負調控通路。 
誰最早發現PD-1/PD-L1通路可抗腫瘤
問題的關鍵來了，誰第一個證明了阻斷PD-1/PD-L1可抗腫瘤？這並非顯而易見的問題，如果抗腫瘤需要一定T細胞的活性和數量，那麼PD-1小鼠的相對弱的自體免疫表型表面可能PD-1/PD-L1不是一個明顯優於CTLA-4的靶點。 當時還不知道實際是PD-L1被腫瘤細胞特意高表達而導致激活PD-1/PD-L1通路，這和CTLA-4代表的途徑有著根本不同。 Honjo在獲獎時也說，他的興趣在免疫調節，開始沒想過做腫瘤研究。 
2002年6月，陳列平組在Nature Medicine報道了第一個靶向抑制PD-L1的腫瘤免疫實驗結果。 首先發現了PD-L1在多種人腫瘤細胞裏高度表達，現在檢測PD-L1的表達已成為PD-1臨床應用的最重要指標之一。 同時，這篇論文還顯示腫瘤細胞過表達PD-L1會抑制T細胞，從而體內證明了PD-L1靶點腫瘤免疫抑制的功能。 最重要的是，如果用PD-L1抗體處理帶瘤的小鼠，可抑制腫瘤生長。 這是靶向PD-1/PD-L1通路的第一個腫瘤免疫治療實驗，而且也基本建立了PD-1/PD-L1靶向的基本範疇，即腫瘤細胞高表達PD-L1，結合T細胞裏的PD-1可觸發免疫抑制。 而腫瘤進化過程中選擇高表達PD-L1，這是一種免疫逃逸行為，與CTLA-4作用機制完全不同，因為CTLA-4這套免疫抑制並沒有被腫瘤特異的激活。 這也說明，腫瘤細胞可能非常依賴於PD-L1過表達而產生的免疫抑制，而正常細胞表達相對較弱，靶向這個通路可能不會有很大的副作用。 
可以說，這篇論文是PD-1/PD-L1腫瘤免疫治療的開山之作，是該領域最重要的論文。 當時PD-1/PD-L1的研究者沒有文獻證據顯示他們在陳列平之前嘗試了抗腫瘤實驗。 而在陳列平這篇論文之前，PD-1/PD-L1的所有研究局限在免疫調節及通路的完善，免疫的領域已經夠大，所以Honjo等興趣在此並不奇怪。 由此看來，陳列平團隊的這篇論文打開了PD-1/PD-L1通向癌症領域的大門。 這項工作也是目前來看陳列平一以貫之研究腫瘤免疫最重要的收獲。 這是第一次實驗證明這個思路治療癌症有效，而且為臨床實驗建立了可借鑒的模版。 
同年8月，Honjo和京都大學的Minato合作，利用院士快速通道在PNAS發表了類似結果，通訊作者是Minato，讓筆者詫異的是，這篇文章沒有引用任何陳列平的文章，包括前面提到的Nature Medicine論文。 這絲毫不符合科學文獻引用規範。 Gordon Freeman 和Clive Wood這一階段沒有腫瘤文章發表。 
在諾貝爾獎委員會的論述裏，他們把這兩篇論文作為PD-1/PD-L1腫瘤免疫治療奠基性論文，還額外提及Minato論文提到了CTLA-4抗體聯用的可能。 至此，PD-1/PD-L1腫瘤免疫治療最重要的實驗已經完成，從基礎機制到腫瘤治療證明。 之後陳列平和Honjo還繼續作為主要研究者推進PD-1的腫瘤免疫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Honjo對專利非常在意，他先申請過前面所述的用PD-1調控凋亡的專利，2001年又申請了一個覆蓋極廣的靶向PD-1的專利（EP1445264A1）。 PD-1抗體藥物之一Opdivo基於的兩個抗腫瘤專利（US8728474，US9073994）來源於Honjo研究組。 專利優先權日比陳列平抗腫瘤實驗的論文上線晚了一個月，而和Honjo合作鑒定PD-1配體工作的Freeman和Wood的所有關於PD-1/PD-L1的專利都沒有Honjo的名字。 而從一份Danna-Farber癌症研究所與擁有Honjo專利的ONO公司及百時美施貴寶的專利糾紛材料來看，Freeman獨立的克隆了PD-L1，和Wood合作發現了PD-1/PD- L1的互相作用，而Honjo只是為此提供了PD-1的質粒。 同期的陳列平在梅奧申請了一系列關於PD-L1的專利。 圍繞著PD的專利紛爭絲毫不遜CRISPR。 
從現有證據，我們可以說Honjo發現了PD-1及其抑制免疫功能，而陳列平則先發現了PD-L1及其免疫抑制功能，Freeman和Wood合作發現了PD-1/ PD-L1的互相作用。 而陳列平是實驗驗證抑制PD可以抗腫瘤的第一人。 
後來的事情眾所周知，PD-1抗體因其卓越的臨床效果已成為超級明星抗癌藥，被批准治療超過10多種癌症，這個名單還會增加，治療的效果遠遠超過之前任何抗癌藥物，療效跨越多種發病機制和癌症類型，而且真正的長期效果包括治愈的比例因為進入臨床時間太短還不能完全判斷。 這說明高表達PD-L1進行免疫逃逸是腫瘤發病的最基本機制之一。 
近日，陳列平和同事在《細胞》雜志發表前瞻性論文對免疫療法進行了仔細梳理比較及展望，表1是他列出的對目前幾種免疫療法的療效及副作用的比較，並提出“免疫正常化”才可能是PD藥物的真正作用機制。 PD藥物相對於癌細胞的高特異性讓其擁有了靶向治療藥物的一些特征，癌細胞敏感而正常細胞相對不敏感，所以副作用較小。 而今後基於此的研究極有可能繼續擴大癌症治療的戰果，而同時這也提示，癌症發生過程中一定在某個階段觸發了PD通路介導的免疫抑制。 所以這方面的持續研究很有可能同時也為癌症生物學貢獻一項新的癌症發生的基本理論。 
►表1：幾種免疫療法的反應率和副作用比較，箭頭指示平均值。 
為什麼會導致誤判呢？
科學上判斷誰做了什麼不難，以發表文獻為主。 諾貝爾獎委員會把事實理得很清楚。 但判斷重要性非常困難。 這不像用天平稱重那麼簡單，裏面有很多的主觀因素，立場及不為人知的遊說和個人利益。 
如果本次諾獎說發給免疫基礎研究，那麼所謂免疫負調控的發現是否值得諾貝爾獎就值得討論，獲獎人也不該是二人。 而且很明顯獲獎是因為腫瘤的免疫治療效果太耀眼，是PD-1抗體結果太耀眼。 
那麼，是因為“免疫檢查點抗瘤理論”？看起來更像，從其行文和對這兩人學術成果的判斷也可以看出。 那麼我們問一下，如果此理論這麼靠譜，為何只有PD-1的效果這麼好，而別的所謂基於免疫檢查點的藥物的療效目前沒有一個和PD-1處在同一個級別？諾貝爾獎委員會為了支持自己這一觀點，還特別強調了PD-1抗體和CTLA-4抗體聯用的未來前景，但他們只是選擇的引用了2017年一個臨床實驗的部分結果。 
►圖2:諾獎委員會引用的PD-1抗體和CTLA-4抗體聯用結果
而真正結果如圖3所示，一半病人（沒有BRAF突變的病人）聯用不比單用PD-1抗體效果好，理論依據很明顯是有缺陷的。 另一方面，有病人可以聯用受益代表這兩個藥物作用機制並不重合。 2015年4月，Allison和Sharma在《科學》雜志撰文展望腫瘤免疫未來，他們也公開承認了CTLA-4和PD通路是在機制上完全不同的免疫調節通路。 並將此作為推進兩個藥物聯用的重要理由。 PD通路是在腫瘤特異性的免疫抑制通路，所以PD-L1的表達才可以在臨床上為病人是否可以使用PD而提供依據（這個目前有一定爭論，但也和臨床檢驗精確度不夠有關）。 而相對而言，CTLA-4並非腫瘤特異。 但聯用會讓有副作用的人群大幅度增加，這個策略會不會受到臨床一線的真正采納值得觀察。 
►圖3, 藍色是PD-1抗體, 綠色是CTLA-4抗體，黃色是聯用。 
諾貝爾獎歷來的爭議
筆者隱約地覺得，這是一個沒經學術界廣泛接受並多方驗證的不成熟的“免疫檢查點理論”成功摘取了抗癌史上最成功的明星藥物的科學光環的故事。 
美國科學家主導的諾獎風向標拉斯克獎2015年授予Allison一人，2014年美國矽穀富豪資助的突破獎腫瘤免疫也只是Allison一人。 直接忽視一條機制完全不同而且臨床效果驚豔的PD-1/PD-L1科學家的貢獻。 之後亞洲的兩個想出名的新秀獎授獎時加上了Honjo。 直到今年的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爭議很多，巨大的錯誤自己官方網站上也會承認。 但事實是評價科學事實科學家可以理性地講科學，但牽涉到榮譽歸宿，科學大獎，科學界的判斷就不一定是基於理性和明顯的事實。 
美國超級明星科學家Robert Gallo兩次獲得拉斯克獎，第二次是1986年獎給他1984年報告發現HIV。 拉斯克委員會直接無視1983年法國人Luc Montagnier和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年發現HIV論文的工作，把Gallo當作唯一受獎者。  1989年一個調查記者懷疑Gallo所發現的HIV是法國科學家寄給他的樣品。 後來還引起一系列調查證實Gallo的樣品來自巴斯德所。 2008年諾貝爾獎與HPV共同獲獎的是Luc Montagnier和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在美國學界引起軒然大波，稱諾獎委員會不公。 渾然忘了自己在授拉斯克獎時的令人驚詫的偏心。 
2011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授予先天免疫，很多免疫學家聯名致信Nature對結果不滿，認為漏掉了耶魯大學的 Ruslan Medzhitov，聯名信的第一作者就是今年的諾獎得主Allison。 
湖南出生的華人著名分子生物學家周芷（Luise Chow）1977年在冷泉港實驗室工作時用電鏡直接觀察到RNA剪切現象，這個工作需要極高的實驗技巧和技術創新，關鍵工作毫無疑問是她做的，但1993年的諾貝爾獎卻授予了當時周芷的合作者Richard Roberts。 Roberts為能獲諾貝爾獎寫了一個15頁的回憶錄，由時任冷泉港實驗室負責人、有巨大影響力的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轉給那些很可能被諾獎委員會聯系的人。 沃森後來為自己辯解說，雖然他認為周芷有資格獲獎，但他只能提名一人。 當然，這種水平的謊言，恐怕只有沃森這位一貫歧視女性的人才說得出來。 而支持周芷的加州理工教授Davidson說：“她是個女性，一個安靜的亞洲女性，有時候就是會被忽視。 ”
另一位傑出的華人女性實驗物理學家吳健雄（1912-1997），1957年首次實驗證明了楊振寧和李政道的宇稱不守恒理論，完全值得諾獎的肯定，楊振寧和李政道1957年獲獎。 吳健雄曾經獲得9次提名。 但沒有得獎。 吳健雄作為華人女性在美國物理學界的經歷是一個傳奇，令人欣慰的是，1978年，她獲得第一屆沃爾夫物理獎。 
中國核物理啟蒙大師趙忠堯（1902-1998），是楊振寧、李政道及鄧稼先在西南聯大的恩師，1930年在美留學時發現正負電子對撞的湮滅現象，是第一次實驗觀測到正電子的人。 但這次實驗啟發了他當時的同學卡爾·安德森並進一步在1932年發現了正電子，1936年安德森獲得諾貝爾獎。 楊振寧後來專門研究了為什麼趙忠堯的研究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同。 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到：“綜觀對生成和湮滅的發現歷史，我們深深地被趙實驗所感觸，這些實驗探索到重要的問題…不幸的是，由於布萊克特和奧恰裏尼在文章中疏忽的引證，以及由於其他實驗造成的混淆和爭議，趙的文章沒有獲得其本應充分獲得的評價”，1980年代諾貝物理獎評委會主席在北京當面對趙忠堯沒有能獲得諾貝爾獎表示非常遺憾。 
諾貝爾獎最著名的過失是錯過了證明了DNA是遺傳物質的Oswald Avery （1877-1955）。 Avery等的實驗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生物學實驗，諾貝爾獎委員會不得不在官網上解釋並表達遺憾和後悔。 
筆者認為，本屆諾貝爾獎的選擇有重大失誤，發獎動機明顯是因為一個劃時代的明星抗癌藥物的臨床巨大成功，但卻把榮譽發給了一個目前流行的弱理論框架，該理論意圖涵蓋PD藥物的光環卻很明顯有重大致命缺陷。 而諾獎委員會進一步選擇性地忽略了第一個實驗證明該策略有效的先驅科學家。 
如何提高華人學者的話語權
當然我們不能簡單認為此次諾獎結果與陳列平華人的身份有關。 
華人社會在國外不爭取集體的話語權眾人皆知，以至於楊振寧曾發問，“是不是中國人有了一種心理傷害？”
不多的反例是《南京大屠殺》作者張純如（1968-2004），她流星般的一生一直為華人社會發聲正名。 其在《在美華人》（The Chinese in American）一書中感歎到， “無論華人的成就多麼耀眼，對美國社會的貢獻多麼偉大，他們無一例外地質疑其華人身份。 ”
目前，國際學術雜志也沒有看到華人科學家群體為此發聲質疑諾獎委員會的決定。 免疫治療已革新了癌症的治療方式，但挑戰依然巨大，能否真正實現更大範圍的腫瘤治療是整個生物學領域的挑戰。 陳列平新提出的“免疫正常化理論”更能解釋PD藥物的作用機制，而且很有可能進一步推進腫瘤免疫治療的進一步發展，而筆者也認為“免疫檢查點理論”會被逐漸拋棄，歷史和學術界將會判斷今日諾獎委員會的決定。 
隨著中國科學研究實力的增強，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獎的工作會增加，這提醒華人群體也要學會向世界宣傳自己的傑出成就。 這樣才能降低華人被重大國際獎項忽視的可能性。 
當然，這裏不是讓華人學會吹噓自己的成就，而是要讓學術圈迅速捕捉到你研究的價值和影響，而不是等在角落裏等人發掘。 如果自己的學術影響和觀點得到主流學術圈的客觀評價，那誤判就會降到最低。 所以，酒香也要努力站到上風口。 
也許有人會問，我們為什麼在意諾獎？我想主要是因為諾獎名單裏的人類歷史上那一個一個閃光的名字，這個名單包含了很多用智慧推動人類文明進程的人，能列席其中是無上的榮耀和智力滿足。 諾貝爾獎的名單也會自動成為科學史的一部分。 
人類的天性之一就是健忘，我們要非常努力才能記住那些沒被公平對待的、優秀的華人以及他們做出的傑出貢獻。 
聲明：作者與文章中所提及的科學家無任何利害關系。 本文成文過程中得到多位朋友的建議，不能一一列出，在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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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頒發給Allison和Honjo，引起熱議》完，請繼續朗讀精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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