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山的家，被各式各樣的攝影設備占滿了：有燈具、發電機、「長槍短炮」，冰箱側面掛滿充電器，茶几旁黑色器材箱疊了3個。這客廳就能當攝影棚。
棚內的主角是螳螂、螞蟻、洋辣子等小蟲，布景是苔蘚、葦草和紅薯葉打造的「叢林」。為了讓畫面更有層次，張登山不斷調整植株，不時加一枝燈籠草、兩根絲瓜藤，再補個光源，噴幾滴水。隔著桌子看，他的頭髮被葦草埋住，燈光打在牆上，剪影竟有些像他最愛的螳螂。
「我以前跟人開玩笑，到我家來借2萬元錢沒有，要2萬隻蒼蠅倒是有。」張登山將殘翅果蠅餵給螳螂，大笑著說。
這位69歲的微距攝影師，喜歡昆蟲，更喜歡拍昆蟲。他為此甚至把兩居室換成了一居室，還擺手說，「老兩口，夠住就行」。
家門口的公園，稍遠些的濕地，上海市區、近郊、遠郊，適合蟲兒的生態不少。那些追昆蟲的人，樂此不疲。
張登山家客廳，臨時搭起了工作檯。這些燈他去野外也會帶著，搭起工作檯就能創作。
微觀之美
夏日清晨，張登山4點起床，去南匯的東海農場，給螳螂找荷花黃蕊的背景。
「它們有驚人的形態美。」當了大半輩子人像攝影師，他對於美有執念——螞蟻把花蜜沾到了臉上，不住地搔頭；3毫米的小果蠅，翅膀也能折射出彩虹色；一隻剛出蛹的螽斯還在學步，兩隻蠟蟬旁若無人地親熱；就連模樣可怖的洋辣子，伸懶腰時也自帶萌感；螳螂翻過藤蔓，手舞足蹈地站了起來……
嫩綠新芽上，一隻狀似粉紫色花朵的蘭花螳螂，驀地舉起兩把「大刀」，前後微晃，進入戒備之態。
張登山連按快門，留下一組仰頭、抬臂、進攻的照片。配以科普文字，照片與珍稀螳螂標本一起，陳列在中國科學院上海昆蟲博物館二樓，成為「飛天刀螂」展廳的展品。
因為這些照片，張登山結識了上海昆蟲博物館館長殷海生，成為中科院昆蟲博物館微距攝影藝術指導老師。
殷海生認為，活體照片的美感遠勝於標本照片，「木乃伊再好看也沒有生機」，而且「拍蝴蝶和甲蟲這些體型較大昆蟲的不在少數，但小蟲這麼活靈活現的照片很少見。」
在張登山放大5倍的微距鏡頭中，連一隻蜉蝣頭頂7個眼睛都清晰可見。灰色，蜷曲，黯淡，不及芝麻一半大的蜉蝣，呼氣稍用力似乎就會沒了蹤影。
世界上最小的昆蟲身長僅0.2毫米，最大的也不過300毫米，就算是在動物界種類最多、分布最廣的鞘翅目昆蟲里，也有許多針尖大的蟲子。全球已知140萬種生物中，有100萬種是昆蟲，而昆蟲的總數估計約有1000萬種。
「10隻昆蟲里9隻不認識也正常，就算稱我們是昆蟲專家，拿來一隻蟲，也不一定能叫出名字。一輩子鑽研一個科的昆蟲都很難透徹。」殷海生說。
昆蟲的種類、數量、重量都是地球生物中最高的，某種程度上，說「地球是昆蟲的星球」一點也不為過。
一個白蟻的巢穴就有幾十萬隻個體，僅熱帶地區，螞蟻的數量就遠超過所有哺乳動物數量的總和。如果將地球上的昆蟲平分給人類，每人都能分到2億隻蟲子，這還僅是針對已發現的昆蟲所做的估計。
徐家匯博物院被認作中國博物館創建的開始，上海昆蟲博物館由其脫胎，很早便開展科普工作。1998年中科院上海昆蟲研究所剛開始做科普時，還是小伙子的殷海生和同事一道，列印照片，找木板噴繪，用螺絲拼出了昆蟲世界。
博物館入口處的展板上有這樣一句介紹——「不僅是人類生存之處，就是人類無法生存的地方，從赤道到兩極，從河流到沙漠，從幾米深的土壤到皚皚雪山，都有昆蟲的蹤影」。
在張登山眼中，宏觀與微觀視角雖大不相同，但彼此相通，「微觀世界不一定人人都會關注，關注了也不一定會去奮力表達」。而他要做的，就是「展示精彩紛呈的自然，展示微觀之美」。
滬上蟲鳴
剛開始養螳螂的那個冬天，張登山特意給它們包了電熱毯，沒想到第一晚就熱死多隻。他那時方知，昆蟲對環境變化最為敏感。
而後灘公園時時熱鬧，蟬鳴洪亮，蟈蟈則多了婉轉，蟋蟀聲雖不高卻更曲折——難以想像，在上海市區能聽到這樣豐富的蟲鳴。
夜晚拿著手電筒觀蟲的孩子們興奮高呼：樹上那幾條鼻涕蟲好大，白蛾蠟蟬可是第一次見……
草鋪好了，樹長好了，與之相棲的生物也就來了：樹洞裡的天牛，樹幹外的蟬蛻，河中的蝦，岸邊的蟹，路燈上飛蛾，石板下藏蟲……
拿著小網，向苦草中漫溯，很容易撈到小魚小蝦。帶隊老師教大家辨認，食蚊魚和小龍蝦是入侵物種，蝦虎和鰟鮍魚是上海本土魚類，河蚌會收養鰟鮍後代，鰟鮍又會撫養河蚌的子女，這些生物相互依存，雖形態各異、食性不同，但都對環境要求很高。
科普活動的組織者，是上海師範大學的一群研究生。他們主攻昆蟲分類和鳥類環評等生命與環境科學研究，兩年前創辦戀野物語自然探索工作室，開展以昆蟲為主題的教育活動。
在上師大創業園，他們的工作室被大自然的氣息填滿：兩個大缸養魚，數十個小缸里，蟾蜍蟄伏，蜘蛛舞爪，牛蛇嘶嘶吐著芯子。
戀野物語的辦公室，創始人的卡通造型從左至右依次是：彭中、屠越鄴和宋曉彬。
彭中用鋼絲球使勁刷著魚缸壁的褐藻，念叨著「螺太弱，藻太強」。紅尾黑邊的鰟鮍魚群，在綠色水藻映襯下更顯體色鮮艷。他回頭又給小缸里的植物澆點水，笑著說：「天天圍著花鳥魚蟲，老頭子一樣的生活。」
「80後」彭中是上師大的博士後，作為工作室創始人之一，孩子們更熟悉他「彭三歲」的名字——顧名思義，對自然懷著3歲孩童的熱情。
他用雙臂直著抬起，兩手內扣來模仿中華扁鍬，再下蹲曲臂學中華大鍬。他活潑地做了一遍，孩子們跟著學，就記住了兩種昆蟲窄長和粗圓的區別。
滿牆蝴蝶標本中，最中間的相框裡是兩隻鞘翅目昆蟲：左邊的陽彩臂金龜足肢威武，它曾被宣布滅絕，近年又被發現；右邊的西郊公園毛角蟻甲，僅不到兩毫米，幾乎只有前者的百分之一長，這是2017年3月由彭中和另一位創始人屠躍鄴在西郊公園發現的昆蟲新物種。
2017年，工作室共發現了3種上海本土昆蟲新種。在高度城市化的都市，這些新被認識的小蟲廣受關注，全市征名。
「這說明上海沒有成為水泥城市，在努力打造現代化都市的同時，還兼顧了生態建設。」上師大的李利珍教授如是評價。
昆蟲已知的34個目中，鞘翅目最大，鞘翅目里隱翅蟲科種類最多。李利珍研究隱翅蟲40年，是國內昆蟲多樣性保護的權威。
工作室幾位核心成員都師從李教授，師生們在全國採集發表了昆蟲新種多達740餘種。除了科普，他們還不間斷地調查上海的昆蟲，就是為了研究本土生物的保種保育。
「我們說保護環境，其實是要保護生態。只有恢復到最原始的生態，才叫真正的治理，否則就算表象很好，可能也會重置歸零。」彭中用後灘公園舉例，重建濕地環境讓黃浦江水從劣五類水凈化到三類，「下了大力氣，才有好結果。」
後灘公園，戀野物語的夜遊科普活動，螃蟹隨手就能從地上抓到。
昆蟲「家底」
晌午林間，樹蔭幽遠，從背後打光，張登山就能拍出剛鑽出卵的洋辣子通透的身體，也能給螳螂來一個剪影。
在自然界中，螳螂是專業的洋辣子殺手，但它也要做好成為蜘蛛、蟾蜍，甚至是螞蟻晚餐的準備。
「人們喜歡鳥類魚類，討厭蚊子蒼蠅，可沒有蚊蟲為食，很多動物將無法生存。」李利珍用最通俗的方式說明，生態網牽一髮動全身，結構越複雜，自愈能力越強，而環節越少，越不穩定，「這是生物多樣性的研究和保護非常重要的原因。」
這個為大自然編寫昆蟲篇目錄的人，記憶地標的方式，就是這條溪邊有圓胸隱翅蟲，那棵樹下有四眼隱翅蟲。
浙江天目山物種豐富度高，幾乎年年都去的李利珍發現，20年前找到兩個昆蟲新種的那塊大石頭還在，但蟲兒找不到了。
屠躍鄴最近遇到了和老師類似的問題——兒時放學回家路上，有一片幾公里長的籬笆牆，周圍栽滿木槿，紫紅的花心棲著很多小天牛，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今，他兜遍了家附近的木槿花叢，卻始終不見其蹤影。
對昆蟲而言，一場大雨可能衝垮蟻穴，一隻雞就仿佛「哥斯拉」。
「可能這隻蟲只是出來旅遊，它家在哪裡我們不知道，它要去哪兒也不清楚。」彭中帶著給孩子講故事的語氣說，「只能根據一些環境和生理上的共性去推測。」而且，國內昆蟲分類學起步較晚，盤點中國昆蟲「家底」則更難。
但不清點，就永遠不知道有多少有價值的東西未被發掘。「說不定我們不認識的哪種昆蟲身上的物質，就能治癒癌症呢。」彭中說。
拍復旦大學植物學家鍾揚事跡的團隊來上師大拍攝，發現這些做基礎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們在做著相似的事。種子庫和昆蟲名錄，都是在記錄廣袤大地的財富。
「所有生物資源中，未被開發利用的最大資源就是昆蟲資源。它們種類那麼多，我們知道的那麼少。」李利珍說。
「沒有分類學作為基礎，多樣性就無從談起；不了解多樣性，何談生態環境保護。」屠躍鄴坦言，「但分類學仍是比較冷門的基礎學科。」李利珍的實驗室算是「人丁興旺」了，「李老師出去開會，都被同行羨慕。很多後繼無人研究的昆蟲類群，研究只能停滯」。
摘出1758年至今世界文獻里記載中國物種的內容，彙編成書，這是國家計劃。李利珍負責隱翅蟲科，他有自己編程構建的資料庫。
在上海昆蟲博物館，115萬號昆蟲標本，存在三大間標本室中。對於追昆蟲的人而言，這些都是珍寶。
不過，「既然都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忽略重量大小外形，拿在天平上稱是不是應該一樣重，但你認為熊貓和蝴蝶誰更珍貴？」殷海生問。
昆蟲里唯一的一級保護動物，是金斑喙鳳蝶。在公眾觀念中，「熊貓和蝴蝶」確實沒有可比性。
人進蟲退。由於棲息地破壞、環境污染、氣候變化等人類活動的影響，1972年之後，全球的生物多樣性損失了60%。
202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將在中國召開。生態環境部部長李干傑指出，生物多樣性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衡量一個國家生態環境質量和生態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也是衡量國家競爭力和高質量發展水平的重要標誌。
李利珍在上師大第一教學大樓四樓的昆蟲標本走廊。這棟樓每一層都有不同種類的標本展示。
敬畏自然
午後的天目山間，張登山發現一隻昆蟲，直覺它是珍稀物種——鞘翅閃著綠色金屬光輝，背部紋飾是立體雕刻狀，如同一件工藝品。
他請教殷海生，這果然是二級野生保護動物碩步甲。
那天恰好是3月3日，「世界野生動植物日」。張登山在微信朋友圈表達了激動之情，並感慨要「愛護昆蟲、保護環境」。
暑假剛到，他帶著孫女又去了天目山，那些讓他痴迷的蟲子卻讓孩子害怕。他說：「我不是一定要讓孩子喜歡昆蟲，而是讓孩子通過了解自然，建立對世界的認知。」
彭中很是贊同。他舉了個例子，日本會對孩子做森林教育，有位7歲男孩在森林裡獨自過活6天，被找到時並無大礙，因為孩子學會了躲避攻擊，還能找到水源。
而他在給學生上課時發現，「我們5歲的小朋友和18歲的本科生，對昆蟲或者自然的知識體系相似，能畫約等於號」。
看似無用的自然教育，在社會生活中一度缺位。所幸，觀念正在改變。
孩子喜歡甲蟲，如何正確引導；家裡養的小螳螂死亡率很高，怎麼降下來……李利珍的辦公室里，這兩年來的一些家長，不再只問應試問題。
他一邊告訴家長怎麼陪孩子做觀察記錄，一邊為孩子的這些疑問高興。說起具體事例，李利珍笑了，「例子太多，有一個我總給孩子們講。」
水黽為什麼能水上漂，是吳淞中學一個女孩的疑問：關於它腳上的疏水毛存在兩種說法，腳上有油脂，或本身即為納米級疏水結構。女孩興沖沖地找到李利珍說，她想到了給水黽洗腳，洗完發現它沉了下去，那就說明答案是前者。
他讚許孩子的同時又啟發她，這是間接證據，洗下來的是不是油脂還有待討論，所以需要有直接證據。女孩便去鑑定了水中的成分，分析出的確有三種疏水性物質。
女孩繼續提出問題，油脂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她先放大腿部結構，又切開觀察形態，發現了內部相連的管道；為了證明有油脂細胞相連，她再去請教研究細胞的教授，最後解決了問題。
在李利珍眼中，上課、做實驗、開講座，這樣的科普遠遠不夠，科學思維的培養才是最重要的。「能想出整套探究問題的科學方法才最值得鼓勵。設計有沒有瑕疵，數據是不是偶然，甚至結果如何都不是最重要的，觀察、思考、學習、修正的過程最難得。」
在對昆蟲、自然和生態的討論中，「敬畏」一詞被幾人反覆提及。「對自然有愛有敬，就不會去破壞，只會更加愛護。」殷海生說，「這樣的孩子會善良地長大。」
這是一隻蜉蝣。它浮出水面的第一天，也是它生命的最後一天。
日落時分，張登山在水邊支起燈帳，等待。蜉蝣即將開啟一場盛大的求偶舞會，幾個小時內完成交配、產卵後就會離去。他要給它們留下最後的照片。
「朝生暮死」不過是種文學性描述。蜉蝣稚蟲在河底已經生活3年，歷經數十次蛻皮，浮出水面就是為了去往終點。
這個種群已存在3.5億年，與它們相比，人類才是世界的新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