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曉說歷史
在中國歷史上，唐、宋兩個時期，分別以繁榮開放的盛世以及在文化藝術上的成就為人所稱道，人們對於處於兩者之間的五代十國，則相對較少關注。
這無疑是，受統一王朝為歷史常態的傳統史學思想影響所導致的結果。政權林立的“五代十國”時期常為人描述成政治秩序崩潰，經濟倒退，民不聊生的時代。
與此同時，較之唐、宋各自近三百年的歷史，五代十國時間相對短暫，其中國柞長者也才十七年，短者僅有三年，時間上的短促無疑也較難引起人們對這一時期的研究趣味。
受制於對分裂時代，相對單一評價的影響，文化沒有起色甚至倒退被視為是這一時期的重要標簽。
一、文化發展的經濟社會基礎
提及五代十國時期的社會經濟，通常會首先關注到史料中大量唐末政局動蕩，戰亂頻繁所導致的經濟凋敝的記載。
自唐末以來，中國北方地區就陷入了長期的，諸鎮混戰局面。
隨著時間進入五代，在梁、晉爭衡陰影的籠罩下，北方經濟發展，整體表現為十分緩慢。
同一時期，南方各地隨著擺脫唐廷中央的控制，大小軍閥盤踞一方，互為攻戰。
各地區的經濟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尤以江淮程度最甚。但隨著南方各地方政權統治的逐漸穩固，其統治者基本都奉行“善和鄰好”、“保境息民”的政策。
因此，五代十國時期，南方諸國都基本將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招徠商旅奉為基本政策，區域經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
很多，在唐代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獲得了開發，例如福建地區，在唐時仍寂寂無聞，但在，此時己躋身於全國經濟快速發展的行列。
原本在唐代就已經取得相當成就的江浙地區，這一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廣度上和深度上都超過了同期的北方地區。
五代時期南方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宋代及其後世經濟格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一時期全國的經濟格局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實為宋，代經濟空前發展的先聲。
五代時期由於頻繁的戰爭，社會環境動蕩等因素，導致這一時期逃戶極多。因此針對大量存在的無主荒地，營田也就被較為廣泛地設置起來。
不可否認的是，營田在戰爭時期對於增加耕地面積以及糧食產量有較大的作用。但在客觀實施的，過程中也產生了一系列諸如侵占在籍百姓良田、營田戶租客負擔過重等弊端。
二、社會階層的劇烈變動
五代十國時期是一個國家割據分裂、政權更迭頻繁的動亂時代。
伴隨著政治的劇烈變革，社會階級的構成和地位也經歷了較大的變化，打破了以往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
一些高官顯貴、公卿士族在動亂中被覆滅，“摧毀了曾經存續並主導中國數個世紀的政治精英”，
一批處於社會下層的褐衣胥吏、草莽武夫憑借軍，功與武力雄踞一方，成為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的新興主導力量。
五代十國時期，政權的頻繁更迭，統治階層也必然發生劇烈的變動。
這一時期社會的統治階層主要由居於核心的帝王外戚階層和與為表裏的官僚階層構成。
隨著唐朝的滅亡，繼之而起各政權的統治者大都出身寒微，這與唐代初年“創業君臣，俱是貴族”的情況大不相同。
五代十國時期，除後唐莊宗李存勖出身沙陀貴族，其家族因鎮壓唐末農民起義，而獲賜李姓，享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之外，其餘政權的統治者基本都出身於社會底層。
唐末五代時期不僅帝王階層出現了巨大變化，作為政治精英的中上層官僚的，構成也發生了顛覆性的轉變
。唐代士族在社會上享有極高地位，隨著唐代科舉制度的施行，吸引了著大批，優秀士子進入國家體制之內，國家也因此獲得了大量人才得以鞏固其統治。
雖然舊士族衰落了，但五代十國時期各政權仍需要確保能有效運轉的家行政系統，因此這一時期官員的選用出現了一種實用主義思潮，
即強調實際行政，能力而非門第大族聲望的趨勢。
這一趨勢在十世紀的數個連續政權中逐步發展，藩鎮精英隨其效忠對象成為皇帝而進入京城，逐漸形成新的精英階層。
這些人由於得到最高統治者的信任，從而獲得轉變了文化評價體系及走向的權力，舊時唐朝精英的殘餘則失去了影響其他人價值體系的能力。
五代十國時期，各政權之間征伐頻繁，要想在戰爭中生存乃至壯大，離不開強大的實力，而發展農業生產、增加人口是提升自身的實力的根本辦法。
因此，各國統治者都采取措施積極發展農業。
五代十國時期的土地制度基本沿襲唐，後期以來的規定，並在此基礎上又有進一步的發展。
這一時期各政權對於農業發展以及土地制度的規定給予了一定的自由度，農民對土地的依附關系逐漸松弛，農民的身份地位也隨之有所提高。
無論是國內貿易還是對外貿易，五代十國時期都較之唐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隨著國內外貿易的發展，商人階層日漸發展壯大，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社會地位也有了提高，商人階層開始登上歷史舞台，並對這一時期的社會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
五代十國時期的社會階層變動異常劇烈。由於戰亂頻仍，舊有的門閥士族遭到沉重打擊而走向的衰落，
而來自社會底層的一些人因軍功地位迅速上升，新進官僚階層的崛起，有些人甚至成為最高統治者。
與此同時，隨著生產關系的變化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民人身依附關系有所松弛，社會地位也有了提高，商人和市民階層也迅速崛起。
文化的發展必然要求滿足新興階層的精神需要，從而使文化發展表現出一些平民化和世俗化的新特點。
三、教育與科舉的發展變化
五代十國時期，教育與科舉在唐代的基礎上，又有了一定的發展。
教育的變化表現在私學大大地湧現了一大批書院、學館、私塾，從而極大地推進了中國古代教育事業，影響後世最為深遠。
科舉的變化表現在舉辦科考的國家增加了，無論中原王朝還是南方諸國均有舉辦，選拔了更多的人才，刺激了教育與文化的進一步發展。
五代十國時期，官學教育在整體衰落的大趨勢之下，南、北方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五代十國時期雖屬於幹戈擾攘的時代，但在這五十餘年間，中原各朝皆延續了，自唐以來的開科取士的制度。南方諸國中的南唐、後蜀、南漢、吳越等也曾規模不同地開設過貢舉。
科舉制度的延續對於促進這一時期不同地區文化的恢複與，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
五代時期的科舉制度基本沿襲自唐制，但因朝代更迭頻繁，各朝科舉科目不盡一致，唯有進士科，除了個別年份以外，是當時唯一常置不廢的科目。
北方統治者雖然在努力恢複國子監中央官學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對地方官學的發展，因缺乏史料，目前還無從了解。
五代北方政權官學教育衰落的原因，除了政治混亂，社會的動蕩不安，統治者不甚重視外，經濟上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自唐代後期以來，教育經費無繼、經濟窘迫就一直是官學發展中面臨的難題。
教育既是推動文化發展的重要因素，又是文化發展的主要表現。五代十國時期，盡管一些有遠見的統治者和官員力圖恢複官學教育，但由於國家處於分裂混亂之中，
王朝更迭十分頻繁，專制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大受削弱。
除此之外，受制於財政狀況的限制，這種努力收效極微。
整體而言，這一時期的官辦學校教育，基本處於停滯狀態，有些時期甚至較前代有所萎縮。
然而，由於民眾對於教育的，需求仍不斷增長，加之南方統治者實行了相對寬松和鼓勵的政策，一些學者在藏書學習的基礎上，積極召徒講學，興辦一大批書院、學官、家族私塾等。
這一時期，尤其是南方諸國的私學教育有了很大的發展，從而開辟了中國古代教育事業的另一條發展道路。
總結
自先秦至唐代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黃河中下遊所在的中原地區文物鼎盛，衣冠人物薈萃，而南方文化則發展相對滯後。中國文化重心大都處於北方地區。
然而，自魏晉南北朝以來，由於中原屢遭兵燹，大批士人紛紛南下，南方經濟開發速度加快，文化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中國文化重心開始逐漸由北向南轉移，然直到唐朝中葉其重心仍在北方。
五代十國時期伴隨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南方各地經濟與文化迅猛發展，導致，文化重心進一步加速南移。
自此時起，南方地區在文化上的全面優勢地位就此奠定，其後基本未發生改變，並積極引領了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新趨勢。
研究五代十國文化，不僅能夠深化史學問題的研究，加深我們對唐宋歷史的認識，
而且還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今中國文化格局形成的歷史過程和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