鏟史官 編後語 臺灣的被佔與收復,本質上是一個海權的問題。 美國海權戰略家馬漢指出:「海上力量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軍事史。 一個瀕臨海洋並要藉助海洋的力量發展自己的民族,海上力量就是一個秘密武器。 」然而,作為陸地文明—農耕文明的近古中國,明朝政府的海上政策卻以消極防禦為主。 明皇朝雖然建立了龐大的海上官方貿易體系,經略了東南亞各國的海上關係,但鑑於倭寇的騷擾及與沿海部分中國商人的勾結,明代開始實施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海禁。 朱元璋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便頒佈了「片帆不得入海」的海禁政策,在一段時期內,明朝政府在廣州、寧波、泉州設立市舶司處理對外貿易;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內氏與細川氏兩大集團的「寧波爭貢」事件,使得朝廷產生了「禍起市舶司」的判斷,並於當年撤銷了三個市舶司。 但弔詭的是,市舶司的撤銷並沒有平息倭寇的騷擾。 相反,由於缺乏正常的獲利渠道,倭寇的侵襲變本加厲。 抗倭明將譚綸指出:「禁之愈嚴則其值愈厚,而趨之者愈眾。 私通不得則攘奪隨之。 」曾任刑部主事的唐樞也說:「嚴禁商道,不通商人,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寇……海禁愈嚴,盜寇愈甚。 」海禁或許可以將海盜拒之門外,卻難以禁絕中國沿海商人的趨利之心。 嘉靖年間的提督浙閩海防軍務朱紈堅決主張禁海,但在沿海工商及官員的反對和彈劾下憤而感嘆「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 」朱紈雖然無奈和偏頗,但他確實道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沿海商人的力量,在明政府的打壓下依然頑強生長,而鄭氏集團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海洋是洪水猛獸還是福地洞天,關鍵在於理性認識之上的駕馭和控制。 也正是商人階層這種經濟理性,使得鄭芝龍等人可以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將海洋作為事業的中心。 歐洲日漸成熟的商業文明,與中國具體而微的商人階層具有共同的視野,爭奪臺灣便是他們在海上的遭遇交鋒。 當然,我們不能說鄭成功收復臺灣只是商業利益的交鋒,這首先應該是民族道義的對決。 但民族道義藉助商業文明的智慧,有時可以取得意外的突破。 雖然鄭成功與乃父鄭芝龍,一個是義薄雲天計程車大夫,一個是唯利是圖的商人,但鄭成功的海洋視野確實是受益於乃父鄭芝龍。 假如沒有海洋視野這一關鍵性甚至決定性因素,鄭成功也無法實現他的匡復延祚之志。 主觀雖為自己,卻客觀利於民族。 在這一點上,對鄭芝龍的歷史評價應該主客觀地一分為二。 朝代更迭已是過眼雲煙。 鄭成功的堅決抗清與康熙後來的武力平臺,都有各自的歷史邏輯和歷史價值。 但鄭成功收復臺灣最大的意義在於捍衛了國家的主權,維護了民族的尊嚴,開啟了海洋的視野,在曾是空白的海戰史上寫下了輝煌的篇章。 蔚藍的大海,等待著我們去守護,去開發,去經略,而大陸與臺灣,也等待著融為一體的那一天。 臺灣台南市鄭成功像(攝影:朱彥) 《收復臺灣 功在千古:明朝最後的猛男》完,請繼續朗讀精采文章。 喜歡 科學報 cn-n.net,請記得按讚、收藏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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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復臺灣 功在千古:明朝最後的猛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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