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道訊息 本文首發於公眾號:老道訊息(laodaoxx ) 作者:碟叔 1975年,王偉忠考上了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準備離開從小長大的臺灣嘉義眷村,到臺北讀書。 考大學前,王偉忠本想讀美術,母親孫紹琴不同意,「你要餓死我們一家人?」孫紹琴當時喜歡看瓊瑤小說,小說裡面寫記者這個工作不錯,就讓兒子考新聞系去。 現在王偉忠考上了,但孫紹琴還是不開心,說是嫌私立大學學費太高。 最後還是父親王志剛拍板,「讓他去吧,他能考上大學已經不錯了」。 當時大學錄取率是 10%,考上大學家裡都要放鞭炮慶祝的。 家裡給王偉忠拿了兩萬塊新臺幣,「就這麼多,讀完了就是你的,讀不完就算了」。 兒子出遠門之前,孫紹琴在廚房悶頭炒炸醬。 王偉忠說,媽,要不我不去了。 孫紹琴一邊炒,一邊擺手,「去吧去吧」。 那兩罐炸醬最後做得很鹹,說是這樣不容易壞。 對於孫紹琴來說,炸醬是北平的味道。 王偉忠父親王志剛是個國民黨老兵,1949年把 16歲的孫紹琴帶到了臺灣,沒想 40年裡都沒機會回北平。 那四十年裡,幾十萬眷村榮民,只能靠食物記住家鄉。 所以孫紹琴其實一直想讓兒子當兵,當了兵有機會回大陸;可惜 18歲的王偉忠,只想投身到北市的霓虹夜色裡,逃一樣地去了臺北。 也幸虧他去了,後來才有了《康熙來了》,有了《光陰的故事》,有了《寶島一村》。 但家的味道是忘不掉的。 今天你去問前不久剛剛過了 60歲生日的王偉忠,人生中最早有記憶的畫面是什麼,他會告訴你,那是他三四歲的時候,坐在一個叔叔的肩上,穿過眷村裡一個熱鬧豐盛的菜市場,不同地方的人,不同地方的口音,不同地方的食物,都在交織。 人頭攢動,百味雜陳。 01 王偉忠考上大學這一年,還發生了一件事:老蔣去世了。 那年 4月 5日一大清早,王偉忠起來後就覺得家裡不對勁,母親坐在床頭哭,邊哭邊喊,「回不去了」。 當年跟著蔣介石從大陸跑到臺灣的 120萬人裡,有 60萬是軍人。 為了安置這批人,國民黨搭建了眷村,專門供軍人跟軍屬居住。 王志剛跟孫紹琴一家就住在嘉義縣建國二村。 那時候老蔣的承諾是,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五年成功。 沒想到一百多萬人在臺灣一待就是四十年,甚至一輩子。 王志剛和孫紹琴到臺灣的第八年,王偉忠出生。 和父母輩不同,王偉忠這代人跟大陸唯一的聯絡,是小時候寫作文,文章的最後一段都要寫,「明年我們會把國旗插回南京紫金山頭」。 哪怕你寫的是根本是個家裡小狗長大的故事,也要加上這麼一句。 多年後王偉忠在自己的書裡寫到,「眷村說白了是個大人的難民營,孩子的樂園」。 當時國民黨沒錢,眷村裡家家戶戶自力更生。 王偉忠家斜對門住著一個阿伯,姓房。 房阿伯從軍中退伍後,改行賣鹹魚。 王偉忠從小聞鹹魚臭長大,吃飯的時候經常有白白的蛆從天而降,落到飯桌上。 一看,是隔壁房阿伯曬的鹹魚長蛆,爬到了家裡來。 直到房家老大長大成人娶媳婦了,家裡還是做鹹魚生意。 但娶媳婦那天不能太臭,房家就拿明星花露水滿屋滿巷到處灑,鹹魚臭加花露水,讓王偉忠好幾天吃不下飯。 王偉忠小時候吃最多的是黃豆,因為黃豆由美軍配給,家家戶戶都有。 有一段時間,上課時整個教室都很臭——大家吃了黃豆就放黃豆屁。 除了黃豆,美軍還援助麵粉。 麵粉吃完後,麵粉袋可以改造成衣服褲子穿。 袋子上一般印著淨重 XX公斤,每天同學見面打招呼第一句是,「你今天幾公斤?」 可恨的是,有的同學不用穿美援的麵粉袋,可以穿美軍夾克。 王偉忠讀的空軍子弟小學,一共分忠、孝、仁三個班,忠班是飛行員子弟讀的,孝班是些地勤高階官員子弟讀的。 王偉忠所在的班級是仁班,是士官長子弟,也就是普通士兵子弟讀的。 仁班上有個同學,純粹是因為入學晚才上了仁班。 他父親是國民黨空軍聯隊長,全家吃的是美軍餉,跟靠美軍援助才能吃飽飯的王偉忠玩不到一起。 那個同學就有一件美軍夾克,夾克上有一條條的流蘇。 王偉忠有次趁著上課,用剪刀一刀一刀地把人家的衣服給剪了。 這不是王偉忠第一次感受到三六九等。 眷村分房子時,王偉忠他爸是普通地勤兵,只能住簡易房。 簡易房是用茅草跟竹子修建的,兩面塗上泥巴,上面只有一層石棉瓦。 飛行員家庭住的是日式獨院,王偉忠很羨慕,羨慕得不行了,他就跑人家院裡偷摘芒果。 因為窮,王偉忠小時候的娛樂是畫畫跟電視。 「軍人子弟嘛,軍人子弟窮,就在那邊畫畫」。 「那個時候沒人看到,如果有人看到了,我現在就是史蒂芬·史匹柏,但就是沒人看到。 」 那時臺灣流行一個武俠劇,叫《義俠廖添丁》。 王偉忠看了電視劇,就有樣學樣,拿木板當寶劍。 後來 007流行,他把寶劍改成手槍。 「那個時候也是沒人看到,如果有人看到了,一定會說這小王八蛋,長大就是李安。 」 可惜沒有人看到。 對很多眷村小孩來說,一生中沒有任何一個時刻,會有人坐下來討論一下他們的天賦。 跟王偉忠一樣是「外省人」的楊德昌,後來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時候,借著「小公園幫」的混混頭子 honey說了句話,「和那群眷村的混,不會有什麼出息。 」 要想有出息,只能去臺北。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的主人公小四某種程度上是楊德昌本人的投射,但和王偉忠也有不少相似之處:都是外省人,家庭都不寬裕。 小四住在和本省人雜居的社群中,他身邊就沒有比他階層更低的家庭,他已經是自己周遭環境的最底層。 但即便是小四和他外省小夥伴,也瞧不起那些穿白汗衫的眷村孩子們。 王偉忠是底層中的底層。 他比小四更有資格恨自己的出身。 但小四的不幸,在於他誤入了歧途,最終用最極端的方式宣洩了這股恨意:殺害了喜歡的女孩子小明,自己也被判死刑。 而王偉忠的幸運在於,他認清楚了自己的目標:臺北。 「我這個人平常皮,但在關鍵時刻,為了走出眷村,我會拚命。 」 02 在 18歲之前,王偉忠幾乎沒離開過眷村。 眷村在當時的臺灣是一個封閉的社群,本地人跟外省人隔閡很重。 別說小孩了,1950年,王偉忠的村裡有人去世,都沒人敢出去買棺材,最後還是王偉忠他爸膽子大,一個人騎著腳踏車出去找棺材。 所以當 18歲的王偉忠揣著兩萬塊新臺幣,搭夜車從南部嘉義北上,見識到臺北的花花世界時,心裡想的是:美國也就是這樣子了吧。 中國文化大學在臺北陽明山上,王偉忠提前一天報導,沒宿舍住,只好在學校打地鋪。 看著山下的夜景,他許了個心願,有朝一日,要讓這萬家燈火通通認識我。 但在實現夢想之前先得要填飽肚子。 王偉忠太窮了,別人一塊錢就是一塊錢的用法,他一塊錢得掰成六塊錢用。 他自己說過,「那個時候我真的很討厭眷村,恨它的貧窮,讓我的日子過得很苦!」 為了賺錢,王偉忠大二就進入華視實習。 他的夢想是當戰地記者。 1937年淞滬會戰,日軍轟炸上海,華裔戰地攝影記者王小亭拍了一張小孩子在廢墟上哭泣的照片,這張照片成了《生活》週刊的封面,影響了全世界。 王偉忠想做第二個王小亭。 但那時候沒仗可打,而且像他這樣的普通眷村小孩,也沒機會進電視臺編制。 70年代臺灣就三個臺,華視臺視中視,全都有國民黨背景,能進去的要麼是俊男美女,要麼「上頭有人」。 做不了新聞,王偉忠就去做節目。 六七十年代的臺灣,每隔一個小時,所有電視臺必須要放兩首愛國歌曲。 經常是上一秒鄧麗君還在唱「甜蜜蜜」,下一秒就是愛國歌曲大聯播。 王偉忠想做點不一樣的。 但他只不過是個眷村出來的窮小子,攝影棚裡,所有人背景都比他硬。 有次他喊個工人搭個公園的景,結果人家給他搭一個板子,上面畫了個公園。 王偉忠讓演員先出去,關門,拎木棍追著人打。 這事兒後,王偉忠在攝影棚裡要什麼有什麼。 後來趙正平在王偉忠手底下做《住左邊住右邊》,王偉忠要一根掃把,趙正平就要找四五個,現場讓王偉忠選。 有次錄影,藝人郭子乾 NG了 38次,王偉忠破口大罵,「給你三秒鐘離開地球」。 罵了一會兒,王偉忠問郭子乾,你怎麼不說話?不說話我這麼繼續罵?郭子乾嚇破膽,半天才憋出一句話,我是好人。 幕後人員跟藝人可以打打罵罵,最難搞的是媒體長官。 70年代臺灣還在戒嚴期,對電視內容的監控很嚴格。 女藝人的旗袍開叉到什麼地方,乳房能露多少,都有規定。 王偉忠就跟「新聞局」的人打哈哈,這怎麼衡量呢?是從乳暈部分開始往外打圓周嗎? 孫紹琴跟他說過,碰到長官要叫得親一點,離得遠一點。 為了讓長官注意到自己,王偉忠 24小時在攝影棚,長官早上上班看到他,晚上值班還看到他。 沒錢沒勢的眷村小孩出來闖世界,除了嘴巴甜一點,做事拼一點,沒有別的路子。 就這樣,他有了獨立做節目的機會。 1986年,臺灣解嚴前夕,王偉忠推出了電視節目《連環泡》。 他在節目裡用玩偶來惡搞政客,結果節目被禁了,理由是侮辱長官。 被禁后王偉忠繼續開闢新版塊,《每字一說》、《中國小姐》、《中國電視史》,禁一個開一個,「我是真的喜歡新聞諷刺」。 劉易斯說過,「知識分子傾向於培養一種態度,對於他們的時代和環境所公認的理念和假設,他們經常詳加審查,他們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的搗亂分子。 」 後來何東採訪王偉忠,「一般的男人,全世界意義的,出生貧寒,成年以後總能發現某種糾結或者報復的痕跡,你為什麼沒有?」 王偉忠談起小時候剪同學夾克,「我長大會做政治諷刺節目,其實可能是因為小時候受過傷。 這不是恨嗎,這不是糾結嗎?」 《卡門在臺灣》裡,眷村人阿寶說,「外省第二代在臺灣能搞出什麼名堂?要想出頭,不是向老頭子的威權靠攏,就是向土財主的金權投降。 」 底層外省人孩子,不像本地孩子有家有地,也不像高官子女有權力可以依附。 對他們來說,他們的人生只有一條光明的出路,讀書、去臺北,憋著一股怨恨,宣洩般地奮鬥。 靠著這股恨,王偉忠實現了當初的願望,「出人頭地,光耀門楣,以顯父母」。 03 1949年跟著老蔣跑到臺灣後,當時很多人以為一兩年就要回到大陸老家,連傢俱都買藤製的。 因為最便宜,不要了可以扔掉。 建國二村有個人,王偉忠叫她楊媽媽。 楊媽媽從來沒買過床,就為了早上起來能把棉被捆好,隨時準備走。 楊媽媽十年之後才架床,一邊架床一邊哭,知道可能回不去了。 1988年,臺灣開放大陸探親。 母親第一時間回北京去了。 王偉忠後來湊了點錢,借拍紀錄片的職務之便,搞了一艘「探親號」,也帶著一群老兵從臺灣回大陸探親。 「探親號」快要進上海港的時候,同船的一個老兵拚命衝岸邊的人揮手,說「那個是我妹妹」。 王偉忠不信,船跟岸距離那麼遠,人又多,老兵離開大陸時,妹妹還是個嬰兒,他怎麼可能認得出來。 於是王偉忠扛著攝像機先跑下船去問,一問果然是。 而且那個女人一叫哥哥,老兵腿一軟差點摔倒。 老兵對親人腿軟,王偉忠對解放軍腿軟。 船停靠上海時,兩個解放軍上來登記。 王偉忠一看到解放軍就渾身冒冷汗,「共產黨來了」。 到了北京後,王偉忠拿著地址,一路找到姥姥家,一進門,看到炕上的姥姥,腿又是一軟,剩下那十幾米的距離一步一步爬了過去。 回京探親幾年之後,王偉忠父親就去世了。 又過了幾年,臺灣市政改造,眷村開始逐步拆除,一段歷史正式終結。 讀大學時,最恨眷村的那段日子裡,王偉忠跟母親發過誓:一定要在臺北買自己的房子,在臺北紮根。 畢業後經過幾年的努力打拚,終於在和平東路買了套房子,眷村卻沒了。 這個時候王偉忠回頭看自己的眷村歲月,「突然發現如果沒有眷村,就沒有現在的我」。 於是 2004年春節,嘉義建國二村拆除之前的那個農曆新年,王偉忠請整個建國二村的人吃了最後一頓飯。 吃到最後,大家唱民歌「歡鑼喜鼓咚得隆咚鏘」、唱軍歌,為了補貼家用而到臺中當小姐的眷村大姐唱起下海時學會的英文歌。 2006年,王偉忠開始想要記錄眷村,他找到賴聲川,說想要做個以眷村為主題的話劇。 賴聲川很忙,王偉忠沒事就找賴聲川講他知道的眷村故事,一講就是兩年,一共講了一百個。 兩年後,《寶島一村》在臺北正式首演。 賴聲川跟王偉忠都是外省人,但賴聲川的父親是外交官,他從小在接受美國教育。 外交官的兒子到了國外也得勤工儉學,在美國讀書時,賴聲川在一家中餐廳打工,同事有香港來的、大陸偷渡來的、有紅衛兵,也有美國當地白人。 賴聲川總是被欺負的那個,人稱過江龍。 那段時間讓賴聲川第一次意識到了階層和政治派系的殘酷,「你要向哪邊靠攏,才能生存」。 這種身份認同的困境也曾在王偉忠身上出現過,「在大陸,有人叫我們臺巴子,而到了臺灣,我又成了外省人」。 很多外省孩子,都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法和自己的出身達成和解,放不下。 朱天心後來成了「臺灣眷村文學第一人」,她說過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來得很早,從小被傭人帶著串門的時候就被人消遣地問「你是哪裡人」。 李國修大師也是外省二代,年輕時口無遮攔,罵國民黨,罵民進黨。 但到了 2003年,他說自己慢慢找到了創作的核心,原來自己的創作使命不是社會、政治那些大而無當的議題,「而是那一個個在我身邊發生的生命故事」。 在這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故事」面前,你是臺巴子還是外省人,你是眷村的還是本地的,你是飛行員的孩子還是士官長的孩子,都不那麼重要了。 《寶島一村》裡的眷村村口有棵大榕樹。 一次演出結束後,一位在北美生活了很多年的古巴移民觀眾告訴賴聲川,在古巴有 1萬棵這樣的大榕樹。 六七年前,大量古巴移民遷徙到美國的邁阿密,成了美國人。 但在他們跟後代的心中,惦記的還是家鄉的大榕樹。 所以賴聲川說,「《寶島一村》無關藍綠陣營,無關政治,無關黨派。 它是大時代下小人物的奮鬥史。 」 2010年農曆春節,《寶島一村》來大陸演出,臨行前,王偉忠特地告訴母親孫紹琴,《寶島一村》要去北京演出了。 76歲的孫紹琴只是笑了笑,說「真是的」。 王偉忠感嘆,「輕輕一句『真是的』,流轉過的是六十年的時光」。 如今王偉忠的人生也走過了六十年時光。 他不再像年輕時,熱衷做政治諷刺,熱衷喜劇。 他現在忙著拍眷村紀錄片,做眷村戲劇,拍眷村電視劇,因為「眷村是我的孃胎,如果有人覺得王偉忠活得還不錯,那是眷村滋養了我的靈魂,我把眷村文化保留下來,那是我責無旁貸的責任」。 這些事情裡,也包括投資眷村餐廳、做眷村口味的炸醬等食物。 臺灣人常說,「吃飯皇帝大」,意思就是吃飯大過天。 1949年,孫紹琴跟王志剛從北平離開時,什麼也沒帶,就帶了一個紫銅火鍋。 這個紫銅火鍋跟著他們漂洋過海,每年一到臘月,家裡就把這個鍋拿出來,涮羊肉、酸菜白肉。 一口鍋用了幾十年,村裡修鍋的師傅也是從北京過來的。 在臺灣時,孫紹琴告訴王偉忠,「臺灣的羊肉不行,北京的羊不是『西口羊』就是『北口羊』,吃長城口外大草原的草長大的,肉就不羶了,還倍兒嫩。 」 到了 1988年,王偉忠陪著母親回北京探親,他們去前門,去大柵欄,吃炒肝,切糕,喝豆汁。 孫紹琴一個勁兒地哭,自言自語:「怎麼什麼味道都跟當年不一樣了?」 對母親來說,家的味道是北平的羊肉、炒肝和豆汁。 對王偉忠來說,家的味道是一碗眷村炸醬麵。 《吃飯皇帝大》完,請繼續朗讀精采文章。 喜歡 科學報 cn-n.net,請記得按讚、收藏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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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飯皇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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