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1月21日 11:46
【科學快訊】
在《自然》2021年薪資和工作滿意度調查中，只有不到半數的受訪者對自己的前景感到樂觀。
在德國萊比錫亥姆霍茲環境研究中心做了一年訪問科學家後，Jucelaine Haas在上個月回到了巴西的巴拉那聯邦理工大學，Haas說，這份終身教職為她提供了一些保障，但幾乎沒有晉升的機會。「我是一名大學教授，這聽起來是個體面的職稱。」
Haas感歎，巴西缺乏資源和機會，難以提供她在競聘別國教職時所需的競爭力。她說：「你看我的簡曆，沒有太多亮眼的經曆，但我已盡力呈現所有。」
插圖：Antonio Rodríguez
像Haas這樣對前景感到悲觀的並不少見。在《自然》2021年薪資和工作滿意度調查中，受資金普遍短缺、就業競爭激烈以及全球大流行病破壞之際的悲觀情緒影響（見「《自然》薪資和工作滿意度調查」），僅有不到半數的受訪者對自身前景感到樂觀。相比之下，2018年調查時這一比例接近60%。
這項自選調查收到了來自全球研究界的3，200餘份答複。其中，略多於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居住在北美，25%在歐洲，14%在英國，10%在亞洲。從學科領域來看，有近五分之二的受訪者從事於生物醫學和臨床科學領域，占比最高。近三分之二在學術界工作，15%在產業界，9%在政府機構，5%在非營利組織。同時，受訪者橫跨學術生涯的不同階段，包括教授和講師（32%）、博士後（22%）和研究員（19%），近80%的受訪者擁有博士學位。此外，女性和男性研究人員的答複人數大致相等，但性別一項並非為二元分類，有2%的研究人員選擇非二元性別或不作答。
《自然》薪資和工作滿意度調查
本文是《自然》全球薪資和工作滿意度調查系列專題特寫四篇報道的第二篇。接下來的幾周將有更多的特寫報道上線，以探討工作滿意度、多樣性和包容性以及科研生活的其他方面。
這項薪酬相關的調查每三年進行一次，上一次是在2018年（參見：年薪十萬在國際上屬於什麼水平？| Nature科研人員職業滿意度調研）。此次調查與倫敦的科研咨詢公司Shift Learning合作，並在Nature.com、Springer Nature數字產品和電子郵件營銷中進行推廣。調查提供了英文、中文、西班牙文、法文和葡萄牙文版本。調查的完整數據集可以在 go.nature.com/3eqcpk9獲取。
研究人員對工作前景的樂觀情緒似乎正在下降。2018年有59%的研究人員對自身的職業前景持積極態度，今年這一數字已降至47%。此次調查有恰好一半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職業前景比他們的前輩更糟糕，這個數字倒是與2018年基本持平。
對於Haas來說，留在巴西的缺點之一在於，那裏的學者通常不得不承擔除研究和教學之外的其他許多職責。例如，她一度得去評估提出自身經濟困難的學生的申請。除了本職工作職責，她還要審查財務文件並對學生進行訪談，以確保他們所說財務狀況屬實。「我不明白這與我的研究有什麼關系，」她說。
倫敦自然曆史博物館的研究助理Andie Hall則是對長期職業前景感到不確定。她在同一家機構服務已達17年之久，這一時長已足夠她獨辟蹊徑，為新采集的苔蘚動物和200年曆史的草蛉標本測序。「我的工作與博物館裏的其他人截然不同，」她說。「我既是技術員又是研究員。這很有趣，但也具有挑戰性。」
如果想繼續追求上進，她很清楚自己的選項將因為沒有碩士學位而寥寥無幾。「我經常看到一些招聘啟事甚至培訓課程，我知道我可以勝任，但他們要博士學位，」她說。「如果你是一名在工作台上解決問題的技術人員，我認為一個博士學位不一定比經驗更重要。」
對結果的深入分析表明，職業樂觀情緒的分布並不平均。登記為男性的研究人員（49%）比女性（45%）更易對自己的工作前景持積極態度。在受訪者最多的10個國家中，巴西的悲觀情緒尤其普遍，只有33%的受訪者仍感到積極樂觀。澳大利亞（37%）和西班牙（38%）的人們感受略好一點。中國（50%）、美國（52%）和印度（57%）的樂觀情緒相對常見。澳大利亞的一位生物醫學博士後分享了她的想法：「作為一名擁有超過15年經驗的科學家，我對學術已經幻滅了。我的很多朋友都退出了學術圈，我也快放棄了。這不是因為我們匱乏技能或對研究的熱情，而是因為必須不斷爭取才能留在圈中（並以我的心理健康為代價）。」
科學家所在行業也很大程度影響了他們對未來的看法。產業界的受訪者（64%）比學術界的（42%）更可能有積極感受。一位來自美國的項目經理寫道：「我現在一直給仍在學術界的朋友傳播福音，鼓勵他們走出來加入生物技術或任何其他專業行業。」
醫療保健和工程領域的受訪者尤其可能看到美好的未來，比例分別為59%和55%。相比之下，只有38%的生態學和進化論領域從業者，以及40%的地質學和環境科學從業者持積極態度。這場疫情可能在不同領域造成了樂觀和悲觀情緒。美國的一位生物醫學博士後表示：「我希望這次（疫情）能為生物醫學科學帶來更多的資金機遇，但我也認為它大大減緩了與SARS-CoV-2無關的任何研究的進度。」
與處於職業後期的研究人員（39%）相比，處於職業生涯早期或中期的研究人員（49%）普遍對職業前景感到更積極。可以想見的是，與全職的「合同工」（36%）相比，全職「永久」崗位人員的樂觀情緒也更高（53%）。
固定期限合同給中國汕頭大學環境化學家Edmond Sanganyado的未來蒙上了陰影。「在中國沒有終身崗位，」來自津巴布韋的Sanganyado說。「你得每三年續簽一次合同。外國人在這裏很難建立長遠目標。」
調查結果揭示的一片愁雲慘霧，讓佛蒙特大學伯靈頓分校的生物學家兼副教務長Jim Vigoreaux略感詫異。Vigoreaux在6月與人共同撰寫的一篇文章中，為在研究型機構尋求教職的科學家提供了建議（J。
O。
Vigoreaux & M。
J。
Leibowitz BMC Proc。 15， 4； 2021）。他承認教師職位供不應求，而且任何特定的申請成功幾率都很低。但他指出，擁有科研技能的人在學術界內外有越來越多的選擇。他說，諸如可持續性、社會正義和醫療保健等複雜問題將需要一支龐大而堅定的研究隊伍。「我們面臨許多巨大挑戰，在那麼多科學和技術領域都有極為有趣的領域。我不太明白人們為何那麼消極。」
Vigoreaux鼓勵處於求職階段的研究人員用更廣闊的視野看待科學能幹什麼，在科學界和其他領域都可以作一番探索，但這並不代表申請工作時要無的放矢。「人們常有的心態是一通掃射看哪個擊中了目標，」他說。「我建議不要這樣做。付出努力時應當認真挑選。當看准一個機會時，要全力以赴放手一搏。」
受訪者有理由感到懷疑。當被問及職業發展的最大障礙時，逾三分之一的人認為爭取經費是他們最大的憂慮，而且31%的人提到科研經費整體上是匱乏的（見「薪酬和職業前景」）。經費匱乏的問題尤其困擾西班牙（44%）、澳大利亞（53%）和巴西（64%）受訪者。整體上，有9%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職業生涯因缺乏技能而受阻。當要求具體說說短板時，這些受訪者特別提到了擔心自己缺乏「硬」技能，例如對特定實驗技術和計算機的熟練程度。
薪酬差距
調查發現，研究領域、工作類型和地域等因素導致了明顯的薪酬差距。總體而言，約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報告年薪酬超過80，000美元，包括了年薪超過150，000美元的7%。這一數字較2018年有所上升，當時23%的受訪者報告年薪超過80，000美元，只有5%的受訪者年薪超過150，000美元。而在人群的另一端，2021年調查發現有19%的受訪者報告薪酬低於30，000美元，這還包括了甚至低於15，000美元的9%。
高薪在產業界確實比學術界更普遍。17%的產業界受訪者表示每年的收入超過150，000美元，這一薪酬水平在學術界只占比5%。美國的一位生物信息學家說，「找工作時候產業界提供的薪酬大概是我現在賺的2倍。如果學術界競爭力能和產業界相提並論就好了，但我喜歡我的工作和我現在住的地方，所以也沒什麼可抱怨的。」
不出所料，地理位置是薪酬差異的原因之一。超過一半的美國受訪者表示其年收入高於80，000美元。但這一數字在英國為19%，中國為6%，巴西僅為3%。Haas說，作為巴西的一名全職教授，她的收入甚至低於別處的大多數博士生。總的來說，主要承擔教學任務的受訪者有27%報告其收入低於15，000美元。值得注意的是，7%的全職教授也報告說年收入不到15，000美元，這令學術有成的學者們深陷困局。阿根廷的一位全職生物醫學教授感歎說，她所在機構進行了一系列裁員後，自己每個月的收入僅為300-400美元。她寫道：「多年來科學在阿根廷一直不受重視，情況還在越來越糟。」
與之前的《自然》調查一樣，男性和女性研究人員報告的收入通常相似，尤其是在他們職業生涯的早期階段。然而，擔任高級職位的高收入者存在性別差距。在那些處於職業生涯後期的科學家中，有40%的男性研究人員和36%的女性研究人員報告收入超過110，000美元。這一趨勢呼應了2018年的調查結果，當時的數字是男性占33%，女性占23%。
薪酬似乎停滯不前。只有38%的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年有過漲薪，低於2018年調查的51%。還有9%的受訪者表示工資有所下降。當被問及減薪原因時，40%的人將其歸咎於所在機構的裁員。這一評論在學術界（44%）更常見，幾乎是產業界（23%）的2倍。
盡管與之前的調查相比，喜提加薪的受訪者相對較少，但總體上仍有超半數（52%）的受訪者對整體薪酬水平感到滿意，這一數字比2018年的43%有所上升。其中，產業界受訪者對薪酬的滿意度較高，為62%，而在學術界，這一比例還不到一半。
低谷之淵
許多科學家完全有理由抱怨。俄羅斯的一位全職物理學家說自己年薪不到5，000美元。「俄羅斯存在地區差異，」他寫道，「科學家在莫斯科的薪水和歐洲差不多。」他表示在他所居住的達吉斯坦共和國的工資尤其低，他自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高薪並不總是意味著滿足。美國一家生物技術公司的項目經理表示，她對自己超過20萬美元的薪水「無所謂滿意或不滿意」。她說所在公司存在一些超越薪酬的問題，包括「缺乏長期的制度目標、人員流動、決策流程不良和自上而下的溝通」。
有時，換個環境可以極大改善科學家的財務狀況。物理學家Ana Rakonjac說，她在英國作為博士後的五年多時間一直苦於較低的工資，但當她開始在新加坡的原子物理學初創公司Atomionics擔任高級研究科學家時，境況開始有所好轉。「薪水要高得多，這很大程度緩解了個人壓力，」她說。「博士後的薪水還可以，但想要存下錢就很難了。我從來沒有過物質方面的安全感。一旦出了什麼問題，我就得依靠父母。」
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的高等教育研究員Joyce Main說，博士後的訓練在短期內並不總能帶來豐厚的回報，但長期來看可能是一項值得的投資，尤其是對於那些希望留在學術界的人來說。Main今年早些時候與他人合著了一篇論文，該論文使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數據庫來跟蹤美國社會科學和科學、技術、工程和醫學（STEM）領域的博士後的職業回報（J。
Wang & J。
B。
Main Stud。
Grad。
Postdoc。
Educ。 12， 384–402； 2021）。該研究發現，在社會科學或STEM領域完成博士後，增加了在博士畢業後7-9年裏獲得終身教職崗位的幾率。她建議說：「在致力於你的研究計劃時，博士後經曆是有幫助的，因為這將提供給你一個專注於研究和發表論文的機會。」
Vigoreaux說，找工作時不專注的科學家往往難以拿到應得的薪水。「問題在於，他們會因為不安全感而即刻接受人家給的第一個報價，」他說，「他們沒有做好技能准備去談判一個好起薪。」他解釋說，專注自身訴求的求職者會對想獲得的收入有更明確的期望。
總體上，這次調查反映了多樣化的科研經曆（見「你如何看待你的薪水和職業前景？」），許多人的掙紮彷徨與另一些人的成功形成了鮮明對比。一位在政府機構工作、年收入超過110，000美元的美國社會科學家總結了她的觀點。「我對自己的職業感到滿足和樂觀，但（我）非常清楚，與這個領域的大多數博士相比，我十分幸運。」
你如何看待你的薪水和職業前景？
《自然》對薪資和工作滿意度調查的自由評論部分顯示出科學家在薪酬和職業前景的擔憂。這些評論為簡潔起見經過了編輯或必要翻譯。
--我在學術界是一名相對成功的博士後，但我未來的職業前景並不好。根本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提供給博士後人群。產業界總是拒絕我的申請，因為我缺乏產業界經驗，而且我做博士後的時間太長了。
來自丹麥的生物醫學博士後
--我在英國的政府實驗室工作。工資從2010年到2015年被凍結，與產業/學術界相差甚遠。眼下又來一波工資凍結。如果不是要靠工作來補充養老金，我就退休了。
來自英國生物醫學政府實驗室團隊負責人
--我很幸運找到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但我覺得自己被困住了。如果我去拿個博士學位，我將背上更多的債，但賺的沒什麼區別。看起來不可能有所進展。我無法想象回去全職學習，同時能有辦法支付學費。我想做自己的研究，但覺得這不可能。我得考慮賺錢生存。
來自美國微生物學公司的科學家
--提升文化、工作保障、穩定資金，人才會湧向科學。除非這個職業的基本人性得到改善，否則不會有什麼變化。我們不需要更多的問卷調查，而是需要在全球和集體層面采取行動。
來自美國政府化學工作者科學家
--印度的研究主要依賴於政府資助，除非私人資助和研究計劃填補空白，否則情況不會改善。社會研究和以低成本開發提高福利的技術本應是印度研究的重點。
來自印度生物醫學的政府科學家
--我所在學院的管理層每周給我支付一天的工資，卻期望我全職工作。作為一名擁有超過15年經驗的職業科學家，我對學術已經幻滅了。我的很多朋友都退出了學術圈，我也即將退出。我們絕大多數人只是被當作廉價勞動力。研究人員不僅需要錢來生活和發揮最佳能力，還需要得到對辛勤工作的認可。有些事情必須改變。
來自澳大利亞生物醫學博士後
--考慮到工作的數量和質量，博士後的薪水簡直是在侮辱人。沒有博士後勞動力，任何大學都無法維持運轉。住在大城市的博士後不應納稅，他們30多歲仍沒錢一個人住，必須和別人合租。學術界正在變成一台銑床，毫不考慮生活工作平衡和公平待遇。
來自美國生物醫學領域博士後
--作為法國的公務員，我已經有10多年沒有漲薪了，這讓科學職業越來越沒有吸引力。我可以從生活水平中感覺到這一點，住房成本不斷增加導致了工資變相貶值，讓我們越來越難招到優秀的年輕同事。我完全理解他們會去其他地方追求更高的報酬和更多的資源。
來自法國的農業和食品領域研究主任（譯自法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