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3月21日 11:30
【科學快訊】
一個科技主導的創業新時代已經到來
資本熱戀科學家
本刊記者/彭丹妮
發於2022.3.21總第1036期《中國新聞周刊》
圖靈量子距離上海交通大學閔行校區，步行僅需兩三分鐘，可最低程度地壓縮金賢敏在兩種角色之間的切換時間——他是上海交通大學物理與天文學院教授，也是圖靈量子科技公司的創始人。
2022年2月18日，是上海圖靈量子一周年慶的日子。當天下午，金賢敏先後會見了四波投資人。「不差錢」的圖靈量子，目前已經完成了三輪大額融資，累計融資額過5億元。最後一次融資，就是在周年慶這天敲定的，距離上一輪僅3個月左右。
從量子計算、3D打印，再到芯片、醫藥等許多新興科技領域，近期，科研人員的初創企業都在頻頻報道融資消息。在投資圈，「硬科技」已經成為被提及的最高頻詞匯之一。在2021年底一場關於硬科技投資的會議上，有投資人說，目前中國硬科技的興盛，有點像美國矽穀1970~1980年代的狀況，有很多新的技術湧現，也有很多創業機會。
2021年7月，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一場論壇上表示，中國經濟發展到當前這個階段，科技創新既是發展問題，更是生存問題，「專精特新」就是要鼓勵創新，做到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從而有望為國家解決一批制造業細分領域內的「卡脖子」難題。
從上個世紀90年代就開始提倡的「產學研相結合」，在國內算不上是什麼新鮮事物，但因種種原因，理想遲遲難以照進現實。就在幾年前，還有教授因開公司進行科技成果轉化而身陷囹圄，但如今，科學家們的實驗室門檻卻要被紛至遝來的投資人踏破了。在曆史巨輪的推動下，一輪科學家創業潮，正在形成。
轉向「專精特新」
金敏賢和他的圖靈量子正在經曆的融資故事，最近每天都在上演。提供激光雷達解決方案的洛微科技三年前在杭州濱江區成立時，早期的啟動資金來自於幾個創始人。大約從2021年夏天開始，很多風險投資人開始找到該公司。到了年底，投資人已經多到他們有點無法接待的程度。2022年初，洛微科技完成B輪融資，創始人馮寧寧說，現在進來的資金已經遠超公司原計劃的融資額度。
2020年6月，西湖未來智造（杭州）科技公司成立，僅4個月後，就獲得英諾天使、中科創星兩家投資機構的數千萬元天使輪融資。2021年10月，該公司再次獲得紅杉中國等機構的數億元Pre-A輪融資。未來智造研發的是1-10微米精度電子3D打印設備及材料體系，創始人兼首席科學家周南嘉是西湖大學工學院研究員。
金賢敏是在中國科技大學讀的博士，導師是該校常務副校長、中科院院士潘建偉。作為國內量子通信研究的領軍人物，早在2009年，潘建偉團隊就成立了上市公司「科大國盾」的前身安徽量子通信技術有限公司。2013年左右，潘建偉曾找到職業經理人鄭韶輝，希望對方投資。但後來因利益糾葛，雙方反目，被媒體稱為「量子通信第一公案」。該事件反映了早期研究人員的創業處境——要自己去找錢，並不像今天這樣投資人主動找上門來。
時過境遷。專注於「硬科技投資」的中科創星創始合夥人米磊近來時常聽到，風險投資（VC）「哄搶」科學家項目的消息。中科創星由中科院西安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聯合社會資本於2013年成立，旨在孵化硬科技項目，迄今已投資了100多家中科院背景的相關企業。米磊發現，最近，有些VC聽到中科創星對某個教授的項目有投資意向，便想辦法擠進來，還會找一些關系認識科學家，甚至承諾給科學家的孩子解決上學問題等等。對此，他感到匪夷所思。
米磊說，過去，像中科院西光所這類科研機構，很難找到專業的投資人。很多資金都來自房地產或煤礦等傳統行業，但其中一些投資的真實目的，可能並不是推進科研成果產業化，而是把項目進行包裝後，再向地方政府拿地，將其變成圈錢的工具。
與中國不同，美國在這個領域的資本早先是流向一些底層硬技術，再轉向互聯網。但當中國的風險投資在1990年代至21世紀初出現時，就正好趕上了這股互聯網投資熱潮。過去10年，依靠互聯網技術進步帶來的商業模式創新，是中國科技投資的主旋律，崛起的是諸如阿裏巴巴、騰訊、美團、小米等互聯網公司。至於高校與科研院所裏的項目，因為風險高、周期長，且教授創業通常在商業運作和市場化能力上的明顯短板等原因，中國的風險資本過去並不怎麼青睞。
但現在，投資人發現，互聯網、教育、金融等領域都面臨著較大監管壓力，再加上行業整體投資回報率已經比較低，甚至虧損，因而不再吃香。驅動經濟的新的力量，還要靠更為底層和硬核的科技。
受訪者們也一致提到，2018年之後，芯片領域的「中興事件」「華為事件」是一個重要轉折點。中美貿易摩擦和美國技術保護將科技創新、產業鏈突破「卡脖子」的問題上升到國家安全層面，科技自立自強被定位為中國發展的戰略支撐。
今年1月下旬，彭博社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扶持「專精特新」的前沿科技初創「小巨人」企業，是中國重新定位科技產業的關鍵。
「十四五」期間，中央財政設立了專項資金並安排100億元以上獎補資金，分三批重點支持1000餘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發展。2021年11月23日，工信部副部長徐曉蘭在國新辦吹風會上表示，中國已培育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4762家。這些企業中，超五成研發投入在1000萬元以上，超六成屬於工業基礎領域。
同月，國務院接連發布了《為「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辦實事清單》《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若幹措施》等文件。文件中為這些「小巨人」辦實事的清單包括加大財稅支持力度、完善信貸支持政策、暢通市場化融資渠道、推動產業鏈協同創新31條具體任務。
與此同時，政府投資與金融市場也有一系列調整，將資金從互聯網、電商等平台型大科技公司引向技術驅動的創新型初創企業。2018年，中國設立科創板並試點注冊制，降低了企業上市發行門檻，中小科技型企業也能上市融資；2021年9月，北京證券交易所注冊成立，其定位更是瞄准「專精特新」這類更偏早期的、更小型的創新企業，這使得營收和利潤還達不到科創板要求的公司也有上市機會。
光量子幹涉實物圖：左下方為輸入光學部分，右下方為鎖相光路，上方共輸出100個光學模式，分別通過低損耗單模光纖與100超導單光子探測器連接。圖/中新
2019年，中國芯片的自給率僅為30%左右。根據國務院發布的相關文件，中國芯片自給率要在2025年達到70%。根據國外咨詢公司Preqin的數據，2021年，中國風險投資總額達到了1306億美元的新紀錄，較前一年的867億美元高出了約50%，其中，芯片制造商、集成電路設計商和其他半導體初創公司獲得了88億美元的資金，是美國同類公司投資13億美元的六倍多。
「2021年是相當特殊的一年，可以說是過去10年甚至更長周期結構性轉折的一年。」泰合資本合夥人梅林表示，十年前大筆融資的是手機、家電、基礎工業品等，但2021年的賽道是半導體、新能源、智能汽車等科技屬性更強一些的行業。相應地，投資機構也越來越願意招聘那些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高學曆人才來擔任投資人。
2018年，互聯網行業的融資數量達1025起，融資總規模191.75億美元，均排名第一。到了2021年，互聯網行業融資下滑到了第四位，硬科技行業成為了主流，其中光是半導體芯片領域，融資額就近200億美元，比互聯網行業的投資總額還要高。
一位專注早期項目投資的創投機構投資總監在2021年年底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與創投行業正在明顯切換投資賽道的趨勢和政策引導相適應，他所在的機構現在有75%的資金都投向硬科技企業，25%的資金投資C端平台型互聯網經濟項目。「如今，我們所有的基金合夥人每天都在學習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材料、集成電路領域的最新技術發展趨勢與科研成果，爭取能找到最具成長潛力的硬科技企業」。
與此同時，根據最新出版的《中國科技成果轉化2020年度報告（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篇）》，2019年，全國3450家公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轉讓、許可、作價投資方式轉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項數為15035項，比上一年增長32.3%。「作價投資」是指經學校同意，技術團隊和發明人利用其科技成果，經有資質的評估機構評估及作價，作為注冊資本出資創辦科技型公司或向科技型公司增資擴股的行為。
在2021年9月的一場會議上，紅杉中國創始及執行合夥人沈南鵬指出，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硬科技項目已經超過紅杉投資組合的80%。「和五年前、十年前相比，當下中國的創業主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可以說，一個科技主導的創業新時代已經到來。」
教授創業的制度束縛
從2020年下半年開始，主動聯系科技公司夢之墨CEO陳柏煒的風投機構開始增加。2021年10月，夢之墨完成近億元的融資。該公司的業務是液態金屬柔性電子增材制造，技術誕生於中科院理化技術研究所研究員劉靜的實驗室，陳柏煒是劉靜的學生。
夢之墨並非劉靜團隊第一次進行成果轉化的嘗試。1999年，他們啟動了一項高低溫複合式冷熱消融設備的研發，但一直找不到能接手將其產業化的公司。大約10年之後，到2010年左右，他們才找到一家由幾個年輕人成立的新公司同意合作。如今，這個用於腫瘤微創治療的產品，已進入國內一些大醫院。也在差不多同期，劉靜團隊還曾技術入股企業，但因為雙方之間的聯系不夠緊密，合作很快告終。
劉靜回憶，那時候，社會上並不提倡教授創業，他覺得，還是不要直接創業為好。2013年10月，時任浙江大學副校長、中控集團總裁的自動控制學家褚健正在為入選工程院院士准備第二輪答辯，卻突然因涉嫌貪汙而被刑事拘留，這與他在1990年代在校外成立的中控系公司有關。
這件事引發了那些在高校內從事產學研工作的人們的強烈共鳴。2014年，財經作者吳曉波寫道，在現行的高校科研體制下，若一個科學家欲將某一技術進行產業化開發且從中擁有個人產權，那麼，產業做得越大，他的犯罪幾率就越高且犯罪金額越大。
西科控股首席法務官、稼軒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曹鵬長期負責處理科技成果轉化涉及的法律事務。回憶過去十年，他說，一開始，每走一步都是障礙，每走一步都讓人擔心。教授創業涉及國有資產的管理，將來審計時會不會被追究責任，出去創業算不算接私活……很多問題沒有人可以解答，都是摸索著進行。
到了幾年前，劉靜感到，國家開始有意識地激發研究者們進行成果轉化的熱情，並鼓勵創業了。科技成果轉化一直是中國科技體制改革的核心議題之一。北京大學科技開發部部長姚衛浩介紹說，中國於2015年出台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被認為是促進國家創新型經濟的裏程碑式文件。該文件提高了科研人員參與成果轉化應得的收益比例，甚至高於部分國外大學。具體而言，給予成果發明者和貢獻者最低獎勵比例為50%，而2019年北京市出台的地方法，則更是提升至70%。
關於這一法條，曹鵬解釋說，是指科研人員如果把自己的職務科技成果轉讓、許可或者是作價出資成立公司，換回來的收益，包括現金或股權，按照規定，至少要拿出50%來獎勵成果的發明者和重要貢獻者，其中，主要貢獻人員獎勵不得少於獎勵總量的50%。實際上，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都會在此基礎上制定自己的規定，獎勵比例遠遠高於此，具體獎勵方案的決策權也在科研機構。 ；
2021年12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修訂後的《中國科學技術進步法》。與14年前的舊法相比，修訂後的科技進步法將「應用研究與成果轉化」設為專門章節，將探索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寫入法律之中，並明確提出了，鼓勵科研單位采取股權、期權、分紅等方式激勵科學技術人員。
曹鵬指出，這些年來，中國在科技成果轉化領域的政策變化，本質上是一個逐漸松綁和下放權力的過程。很多成果轉化實踐當中遇到的問題後摸索出的辦法經驗，都逐漸地被上升為政策。比如，當職務科技成果屬於一種國有資產時，原先規定，如果要將其轉讓或者作價出資，需要一級一級上報，達到一定金額時要上報至國家財政部才能獲批，效率非常低。但到了2019年，這種知識產權的處置權下放到了高校和研究機構，它們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要出售以及出售的價格，甚至是否需要對其價格進行評估，也由單位做主。 ；
今天，科學家兼職創業或者保留編制、暫時離崗創業的現象越來越普遍。曹鵬認為，他們面臨的一個普遍困擾，就是知識產權的歸屬問題。最近這半年，他集中接到了一些牽涉清華、中科院等機構的此類法律糾紛。比如，一名科學家5年前離崗創業，與別人合夥開公司。到了去年，公司開始籌備IPO，在最後一輪融資時，有投資人在盡職調查中發現，在公司的核心專利中，一位核心發明人即這位離崗創業的科學家的勞動關系還在原科研機構。根據相關規定，該專利屬於科學家在職期間的職務發明，原則上應該歸屬研究院。因此，他們需要回過頭來，與研究所就專利的權益問題進行協商，讓技術完整、無爭議地歸公司所有，否則，可能是上市中的一個重大隱患。
曹鵬說，有些教授因為法律意識淡薄，稀裏糊塗地將職務成果拿去外面轉化，結果公司發展越好，事後補救的代價就更大。因此，他建議，一旦科學家有創業的打算，首先要考慮的不是如何進行成果轉化，而是厘清職務發明歸誰所有。
實際上，關於成果轉化中所涉及的職務科技成果、職務專利等問題，在《專利法》中早有規定。曹鵬覺得，過去，人們總覺得科學家創業是一項「高危行為」，這其實是很大的誤解，中國在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方面並沒有非常大的制度性缺失或缺陷。
而要想化解科學家創業面臨的法律風險，曹鵬說，科學家自己懂法是最好的，但更重要的是，科學家需要能夠及時、准確、方便地找到所需要的法律服務。雖然社會上有相關的律師事務所，然而，以他掌握的行業情況看，國內專門做成果轉化合規問題的律師很少，科學家和普通律師之間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話語體系，常常難以互相理解。因此，高校和科研院所應設置專門的技術轉移機構一類的平台，來識別科學家創業時所需要的服務，為他們提供更有針對性和更有效的服務。專業的技術轉移機構應在科學家和市場專業機構之間起到「橋梁」的作用。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等高校，這類機構已有接近百年的曆史。
科技部一位官員曾跟曹鵬提及，這些年來，中國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方面的政策非常多，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有政策，政策出台快，但法律的修改非常慢。因此，實際執行當中就難免還有一些互相沖突的地方，比如，獎勵科學家創業中有一些稅收優惠政策，是跟《稅法》中的一些條款沖突的。從政府導向到政策的真正落地，還需要時間。
國楓律師事務所還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雖然相關法律法規對非党政領導幹部的高校教職員工在校外兼職、創業持鼓勵態度，但首發上市審核機構往往非常嚴格，會進一步關注相關兼職是否影響發行人獨立性、是否會影響高校教師正常的教學科研工作、是否存在利益沖突、是否存在知識產權糾紛等，繼而可能會要求教師辭職。
一位科技政策的研究者因此擔心，雖然現在國家鼓勵科學家創業，基本的法律保障也沒有缺位，但是，這種創業活動依然自帶不合法的可能性。這是因為，科技人員創業是在兩種職業規範之間遊走，看起來「遊刃有餘」，但兩種規範有時候是不兼容的，如果細究起來，恐怕還是存在違法情況，這可能是無法解決的一個悖論。
黃金時代裏的泡沫
2014年，還在清華大學工作的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曾發表過一次關注度頗高的演講。他說，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術業有專攻，我只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 ；
但幾年之後，施一公創辦的西湖大學也做起了風險投資。2020年8月，西湖大學（杭州）股權投資有限公司成立，注冊資本為1000萬元。而施一公參與創辦的生物科技公司諾誠健華，也在同年3月在港交所掛牌上市。
除了本土科學家「下海」熱，海外科學家也成批地回國創業。洛微科技創始人馮寧寧在麻省理工學院（MIT）畢業後，先在矽穀創業，2018年也選擇回國，創辦他的第二家新科技公司。以他所處的自動駕駛、新能源汽車行業為例，他分析，一方面，隨著新能源建設，西電東輸、城市智能管廊等新能源領域的基建，為新能源汽車發展鋪好了基本設施；另一方面，中國的鋰電池企業、汽車產業集群，以及一大批造車新勢力公司非常活躍，再加上對半導體行業的重金支持、龐大的市場，可以說以新能源汽車為核心的產業集群是繼互聯網後下一個巨大的風口。
對此，馮寧寧說，「這在其他國家是找不到的，因此有巨大的吸引力。所以最近幾年很多在歐美的，不管是公司研發人員，還是教授或留學生，都回來了，因為（中國的新能源汽車產業）包含的東西太多了，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這是個科學家創業的黃金時代。但投資人是否能做到理性？前沿科技也意味著，很多研發距離技術成熟依然很遙遠，資本湧入，是否會催生領域的泡沫或者帶來概念炒作？ ；
盛景嘉成合夥人於志宏長期關注科技賽道。他感覺，同行哄搶項目的非理性投資，比真正看得懂項目再下手的投資更多一點。眼下，如果一個項目聽起來不錯，創始人再有點個人光環的話，項目估值就能炒上天。就像之前人工智能火的時候，投資人也是一批一批地沖進來，但是，回頭來看，盡管已經跑出了一些上市企業，但後來市場表現也一般，股價很多在往下走。
他說，前沿科技的不確定性很大，比如區塊鏈、量子技術這些領域，科學界內部也常常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聲音，人們對技術與產業的看法各不相同。投資人在具備一定科學素養的基礎上，保持「兼聽」，但有時候也取決於一個科學家能不能說服投資人，有時候遇到科學大腕或大佬，「不信也得信」。 ；
不過，業內人士也認為，投資了失敗的項目、「押錯」了賽道或者是在相同的技術下沒有選對正確的創業者等種種情況，本身就是風險投資要承受的。以量子計算為例，中科大教授、本源量子首席科學家郭國平說，五年前，談到量子計算，大家都覺得是騙子，現在可能沒有人這麼想了。現在的形勢是，一些並非該領域的人也跳出來自稱「量子計算專家」。哪個時期都有風險，都要識別「李逵」和「李鬼」，這就要取決於風險投資人的眼光和判斷，沒有100%確定的投資。
不同的量子計算公司押注的技術路線有不同，包括光量子、離子阱、超導等方法。在《物理世界》近期一篇題為《量子計算產業化 「泡沫」 有多大？》的文章中，IBM旗下研究院的首席量子專家鮑勃·蘇托爾說， 這些技術方法差異極大，追求特定技術的公司可能存在重大（失敗）風險。
中科大教授陸朝陽也指出，為籌集資金，國內外產業界都可能誇大量子計算的潛力。他說，產業界的一個主要誤導信息是，量子計算可以通過所謂 「並行計算」 加速一切計算任務。但到目前為止，真正可以從量子計算中受益的實際問題仍然非常有限，享受指數級加速的就更少了。 ；
不過，圖靈量子創始人金賢敏不這麼看。在此領域，國外一些頂尖團隊已經布局很多年，他覺得自己入場的時間已經比較晚了。量子計算機的實現是終極目標，但在此之前要提前卡位，找到應用的切入點，在進入產業界之後才能慢慢摸索出來。比如，公司現在可以為金融領域提供一些服務，在期權定價、保險定價等實踐中，量子計算可以求最優解，在算法上更低耗、更精確。 ；
郭國平也表示，評價一個技術或產業，不是它的成熟度，而是有沒有前途。中國過去一直都是等著國外的某項技術發明已經可以變現，才開始進入一個產業，「此前我們永遠在搭美國的便車。發明蒸汽車這種事情是不愛做的，等國外發明了之後給蒸汽車安裝個敞篷，這是我們過去的模式。」他認為，本源量子這樣的公司在做的事情，也沒有在國際上領先於這個領域，而僅僅是不要被國外落下太多。
盡管存在炒作和幻滅的風險，但許多科學家還是對量子計算的未來持樂觀態度。陸朝陽說，這個領域才剛剛開始，我們可能只發現了量子技術的冰山一角。現在階段，即使是最聰明的人也不知道它將如何改變世界。
與此同時，與充裕的資本不相匹配的是，高水平科技人才的匱乏是業內的普遍感受，而這二者的疊加也會帶來泡沫。不過，於志宏認為，與別的領域不太一樣，硬科技領域的投入，不管是政府資金還是社會資本，必然有些錢是沒有見到成效的，有些項目是失敗的。但是長期來看，會吸引人才、引導創新。就像2000年左右，很多企業與清華大學、中科院合作，投資開發項目，很多都失敗了，但還是有一些技術和企業跑出來了。 ；
確實，市場是無情的，它只擁抱能真正盈利的公司，而並不在乎其創始人有沒有科學家光環。被譽為國內「AI芯片第一股」的寒武紀公司，董事長陳天石16歲考入中科大少年班，畢業後曾擔任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博導。寒武紀在上市第四天，創下297.77元/股的曆史高點後，此後股價便一直開啟下跌模式。公司成立6年來，常年處於虧損狀態。有分析認為，寒武紀目前的盈利挑戰，不是因為其不努力，更多是處在盈利的窗口期導致的，但問題是，留給中國半導體行業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此外，眼下，受新冠疫情及消費升級影響，中小企業普遍面臨生存困境，「專精特新」企業亦面臨同樣的市場難題。「高校教授創業成功概率是非常低的。」深圳某頭部投資機構人士在去年年底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像施一公、李澤湘這樣成功的教授創業者實在是千裏挑一、鳳毛麟角。如果教授們不放下他們那套固有的管理體制、不放下教師這個鐵飯碗，是很難成功的。對任何人來說，想要創業成功，都必須全身心投入其中，只能全職，無法兼職。
中國需要怎樣的科學研究？
清華大學教授付林曾發明了「基於吸收式換熱的集中供熱技術」，能在不增加燃煤量的情況下，使城市管網供熱能力增加50%，這對於面臨環保壓力的中國北方來說意義重大。但因涉嫌貪汙，2016年3月17日他被北京市海澱區檢察院立案偵查，同日刑事拘留。
為將科研成果付諸實踐，從2005年開始，付林花了5年時間，四處遊說、自籌經費、組建公司平台以及與企業合作。有人問付林，為什麼要自己成立公司？「如果有其他路可以順利把科研成果轉化了，我絕對不幹公司，但沒有。」付林說。因為大學用人指標稀缺，難以招人，成立公司平台，可從技術相關行業挖來人才，共同研發。用人需要的可持續資金也是一個問題，成立公司能對外承接一些城市能源咨詢項目，給員工發工資。
在美國，企業界擁有大量優秀研究人才，不僅在應用研究和成果產出方面，基礎研究領域也是如此。比如大名鼎鼎的貝爾實驗室，前身是美國西部電氣公司於19世紀末成立的工程部，這裏曾誕生過9個諾貝爾獎得主。
但在中國，最聰明的「大腦」多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機構，除大型國企與少數明星私企，國內企業的整體研發能力薄弱，因此，科學家創業對中國的創新體系意義深遠。
1956年，展示在10美分硬幣上的微型M-1晶體管。世界上第一個晶體管由貝爾實驗室的技術人員於1947年發明，研發人員在1956年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圖/視覺中國
本源量子的首席科學家郭國平師從中科院院士郭光燦。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量子計算領域，中國與國際上發達國家的差距在逐漸拉大。隨著科研的深入，量子計算機的工程化也越來越緊迫，需要不同領域的人加入進來。有一次他發現，有個實驗怎麼做都失敗，後來才找到原因：是電路板焊接得不好。當時負責焊接的是一個博士生，他對此毫無經驗。試想如果換一個工程師或技工，也許更擅長做這件事。
郭國平認為，自己創業的根本原因，是像量子計算這樣的硬科技領域，並不是把專利授權出去就能自動變為產品，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涉及大量研發和培育工作，需要科研人員的深度參與。另一方面，伴隨中國科研水平的提升和市場的變化，資本也願意參與到這個長周期的事情當中來。
範少華是國內一家著名高校的教授，近兩年也創立了一家硬科技公司。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剛剛從美國回國、進入大學時，他也沒考慮在什麼平台進行技術研究，就是打算按照國內學術圈的慣常做法，申請科技部、國家自然基金委等部門資助的項目。但慢慢地，他發現學術界跟產業界脫節比較嚴重，甚至可以說是「自娛自樂」。比如，一些研究基金確定的研究目標或者指標，其實產業界大約10年前就已經實現了，這讓他開始更多地將希望寄托在公司的創立上。
有一種現實的擔憂是，如果教授出去創業，是否會影響他在學術研究、學生培養上的時間和精力？多位受訪教授都擔任公司首席科學家而非CEO。他們表示，現在能兼顧好兩者，完成學校授課和科研要求。還有教授選擇與產業界的資深商業人士共同創業，後者主要負責公司具體運營和管理，因此，目前還沒有感到應對學校考評體系有什麼困難。
為了更好地管理，美國頂尖大學在這方面進行了比較明確和量化的約束。比如，在斯坦福大學，為了保持研究的中立、避免利益沖突，創業的教職工要遵循一些約定，包括必須將所進行的研究與其公司的業務明確區分開來；教員為其創辦公司指導/咨詢的時間應當限制在每季度13天以內；教員在公司僅可擔任顧問或顧問性質的職位，而不是管理崗位……
高校很難監督一個教師具體在學校工作與個人創業之間的精力、時間分配比重，這帶來的後果就是，一些人「贏者通吃」。這在國內外都是普遍難題，但如果卡得太死，又不利於科學家激發創新的活力。
另一方面，能創業的教授通常都是學校裏的能人，高校也並不願意他們流失。因此，目前的考評辦法就是一種比較模糊的處理，可以理解為，這是當前中國在亟需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宏觀要求下，對微觀層面一些損失的容忍。
在姚衛浩看來，教師創業未必會耽誤他對學生開展的培養工作，通過產教融合，可以讓學生與業界有更好的接觸，了解產業的最新發展趨勢。但也有人擔心，一些學生會成為其導師公司的廉價勞動力。
範少華認為，現在還不至於擔心科學家的創業風潮影響基礎研究，因為這類企業型科學家畢竟還是很少一部分。科研環境應該是更包容的，有些領域，尤其是理工科，恰好適合做技術創新，對他們來說，研究成果能夠真正在社會上用起來，難道不比發論文更有價值嗎？真正需要厘清的問題是，高校和科研院所應該做怎樣的研究，企業又應該做什麼研究？二者之間如何結合？而科研評價體系應該如何根據研究的分工進行相應調整？
一位不願具名的大學教授說，不同的研究應該有不同的評價，但是應用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應該要朝著研以致用的方向前進，解決真需求和真問題，發論文不能「救國」。將應用研究成果進行產業化時，應該讓市場來評判，而不是在學術圈內，靠著人脈和關系，專家之間互相評審、站台，再拉上學術期刊，證明自己做得好，然後再去申請國家資金。
2020年，華為總裁任正非在C9高校校長來訪座談會上發言時表示，大學不要管當前的「卡脖子」，大學的責任是「捅破天」。當然有一部分工科院校可以做這些工程、工業應用的突破事情，但是對於頂尖的綜合性大學應該往「天上」走，不要被這兩、三年工程問題受累，要著眼未來二三十年國家與產業發展的需要。
周南嘉認同這種說法，如果某個領域已經完全可以產業化了，高校的研究就很難超過產業界。因此，高校和科研界應該去做那些更加前沿的、最好是50年之內都沒有用的東西。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李俠擔心，社會激勵科學家創業，長期來看，可能會使得那些需要長期研究的、見效慢的領域被冷落，人們更願意做那些能夠快速變現的研究。
他撰文寫道，功利主義評價模式容易對應用研究成果給予高評價，而對基礎研究成果給予低評價。研究政策傾斜，帶來資源投入的增加，易導致以哄搶資源為目的的投機分子大量無序湧入。這種情況下，漫無目的的、探索事物本質的基礎研究，應該得到更好的保護。
（文中範少華為化名。實習記者餘皓晴對本文亦有貢獻。）
值班編輯：肖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