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旅遊規劃設計的發展，首先要從旅遊規劃設計的理論源頭進行探討。建立在旅遊凝視（tourism gaze)理論基礎上的現代旅遊是現代旅遊規劃的前存在。而園林景觀設計理念的豐富則引導了現代旅遊規劃體系的產生。《旅遊規劃通則》及其實施細則的頒布為旅遊規劃制訂提供了切實依據。就現行旅遊規劃設計理論的研究來看，無論是俞孔堅基於城市規劃所提出的“反規劃”理論，還是劉濱誼提出的“旅遊”、“景觀”和“生態”的旅遊規劃“三元論”，亦或是吳人韋提出的旅遊規劃的“4P”整合模型，均是在凝視基礎上提出的旅遊地的規劃設計思路，並未完整地涵蓋旅遊規劃設計應包含的內容。
筆者認為，旅遊規劃不僅是單純地對旅遊地進行規劃設計，還包括了對旅遊者與東道主的需求的回應。這意味著，旅遊規劃需要解決的並非只是對旅遊地在景觀和功能上的設計與解讀，還需要深入地參與到旅遊地、旅遊者和東道主的相互作用與共同發展中，實現旅遊者的旅遊需求滿足和東道主發展目標的實現。因此，筆者提出，采用以“對話”理念為指導的旅遊規劃設計路徑，系統地把旅遊地、旅遊者與旅遊東道主納入到旅遊規劃的對象中。
01
一凝視型規劃設計理念的形成
（一）旅遊凝視理論的建立
凝視（gaze），一般指長時間、全神貫注地看，通常又可與“注視”、“審視”等詞語通用。漢語語境下的“凝視”一詞僅是對客觀發生的視覺行為進行描述，而不對感情等其他方面進行多餘的表達。而拉康（Jacques·Lacan）和福柯（Michel·Foucault）等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從哲學語境出發，對凝視完成了主客關系的構建和說明。英國社會學家厄裏（John·Urry）則更進一步，將福柯的“醫學凝視（medical gaze）”理論引入到旅遊研究的範疇中，構建出現代觀光旅遊的理論基礎——“旅遊凝視”理論。
旅遊凝視（tourism gaze），建立在後現代主義哲學的主客體關系之上，同時也具備了旅遊這一人類社會行為的基本特征，而視覺的沖擊則是旅遊凝視產生的核心要素。在厄裏看來，旅遊凝視首先是為旅遊者帶來了對旅遊對象的感知與體驗，同時，旅遊凝視的過程也包含了旅遊對象對旅遊者思想行為的引導與調節。這樣的一種雙向互動的產生在於旅遊地對旅遊者造成的視覺沖擊之上。只有具備較好景觀條件的地域，才能使其成為吸引遊人來此休憩的旅遊地。但需要提出的在於，旅遊地一旦脫離了旅遊者便無法被稱之為旅遊地，而僅僅是一個具備異樣景觀的自然地域。因此，就旅遊凝視理論而言，旅遊地的建立不僅能滿足人們的休憩與審美需求，同時也要完成旅遊者與旅遊地之間凝視關系的實現。
（二）景觀設計理念的引入
景觀設計（landscape design），來源於對少數園林進行營造與布景的行為。就西方園林而言，通常是一塊占有較大自然面積的地域，由土地所有者將周邊優越的自然景觀囊括，成為其私人所有的領地，再對其中的景觀進行修複或情景點綴，使之形成以自然原生風光為主的園林格局；而東方園林則是宅院所有者，將其私人擁有的花園通過樹植栽培、盆景點綴和假山曲水移入，將自然的景觀微縮到一個相比於自然較小的空間中，實現自然物的小比例還原，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中“道法自然”的文化精髓。無論是西方園林還是東方園林，其園林的設計皆是為滿足園林所有者及其同屬階層的審美需求。
在大眾旅遊時代到來之前，旅遊與觀光僅僅是作為較富裕階層的消遣。對自然景觀的審美話語權被上流社會所把持，旅遊功能的賦予也來自於上層社會的消遣需求。例如：位於西安臨潼的華清宮，作為唐代皇家行宮，在自然視野上選擇了背靠驪山，面向渭河的臨潼平原，將關中地理形勝盡收眼底。在建築的設計上，除了采用皇家宮殿的專用設計，在內部功能構建上主要圍繞皇室成員享用溫泉進行內部建設。
英國學者唐納德（Christopher·Tunnard）早在其1938年的著作《現代景觀中的園林》中便提出景觀設計所需達到的三個方面，即是：功能的（functional）、移情的（empathic）和藝術的（artistic）。在唐納德看來，功能主義在規劃與景觀設計中的運用能夠將景觀從人們的浪漫主義臆想中脫離出來。通過功能化的設計，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休憩與娛樂的需求。就移情而言，唐納德從日本園林中吸取靈感，從而提出通過在園林中的均衡構圖手段，從沒有情感的事務中提取出園林的精神所在。
而藝術層面的探討，唐納德認為在園林的設計中，通過景觀形態的塑造、建築平面的展開、整體色彩的布施和施工材料的遴選四個方面來完成對園林的藝術設計。唐納德在柯布西耶（Le·Corbusier）等建築師的實踐基礎上，從建築功能對人的需求滿足這一層面，得出了“功能是現代主義景觀最基本的考慮”這一結論。因此，筆者認為，唐納德較為系統地提出了功能化景觀設計的理念。
（三）凝視規劃設計的出現
基於厄裏的旅遊凝視理論和唐納德的功能化設計理念，現代旅遊規劃形成了以滿足旅遊功能為導向的視覺型規劃設計理念。對旅遊規劃者而言，結合旅遊凝視理論和景觀設計的功能性，在其進行旅遊規劃和設計的過程中，通過對規劃對象的凝視和功能性思考，依靠規劃人員自身對規劃對象的認知和判斷，形成了規劃者對旅遊地在功能視角下的凝視。吳茂英在其《旅遊凝視：評述與展望》一文中將其稱之為“專家凝視”。
在具體實踐當中，規劃設計者從厄裏旅遊凝視理論在視覺本質上的宏觀描述出發，借由以我為主的視角對其需要規劃設計的旅遊地進行審視和把握，通過對單一或多個景觀在外圍進行高強度的視覺形象設計和功能規劃，完成了對旅遊地的表達與描述。例如：規劃者們希望通過對旅遊地的空間和環境營造施加影響，以“視覺效果”和“功能體驗”對旅遊地的發展進行引導，實現了對旅遊地的人為干預與篩選，完成了對旅遊地的有意布置。筆者將此種在專家凝視主導下的旅遊規劃設計方式稱為“凝視型旅遊規劃設計”。
（四）凝視規劃設計的弊端
就當前國內的旅遊規劃制定而言，依托《旅遊規劃通則》及其實施細則，旅遊規劃在現階段依舊以建在凝視基礎之上的功能性規劃為思路主導。筆者認為，以滿足旅遊功能為導向的視覺型旅遊規劃設計在大眾觀光時代具有重要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現有旅遊規劃設計的理念在當前個性旅遊與休閑旅遊發展的趨勢下，已出現可調整與改變的空間。
落實到旅遊規劃的角度來談，凝視規劃設計的凝視來源是規劃者自身。在通常情況下，規劃者以設問的方式對旅遊者與東道主的審美視角進行假想型凝視。而假想型凝視的成功與否，建立在旅遊規劃者自身的審美情趣之上。對旅遊者和東道主審美的自問自答，在規劃設計的成果便是馬康納（Mac Cannell）筆下“舞台化的真實”。需要指出的是，旅遊規劃者在假想旅遊者凝視的同時，便已經帶入了一個前提，即是：旅遊者想/需要看到/體會到這樣的景觀。
因此，筆者認為，在設計者層面，通過傳統的凝視視角進行旅遊功能規劃面臨著思維固態的風險，且對於後期規劃的深入實施具備深遠的影響。如若前期規劃已對規劃的凝視視角進行了較大地限制，在後期對既有規劃的實施進行調整時，將會付出更高成本。
02
對話型規劃設計思想的提出
（一）情景對話概念的來源
對話（dialogue），常代指兩人或兩人以上之間的談話，通常又可與“會話”、“會談”等詞語通用。對話的英文單詞來自於希臘語中的δαλεγω一詞。在赫西俄德的《神譜》中這個詞語第一次出現，意思是“討論”。其在本質上區別於兩者交流過程中的長篇幅“獨白”，更側重於對一人一句相互交接地對話進行表達與描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對話並不能單純地以“語言”來作為判斷的標准，而應以是否完成了表達與描述進行劃分。
對話的建立來源於某一個特殊的話題。話題的展開必然有著情景的介入。就情景的構成來看，分為了主觀意義上的“情”和客觀世界中的“景”兩大要素。在“景”的作用下，人們對景的感受和認知，會促使人們抒發個人的情愫，調整自身的心境。而“景”觀在被人感受的同時，受人所具備的“情”的影響，也被賦予了具有人格特征的意義。正如前蘇聯文學理論家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Bakhtin）所說，沒有使對話的參與者產生變化的交談不能稱之為對話。因此，我們通常也將對話理解為情景對話（situational dialogue）。
（二）對話設計內涵的表述
德國宗教哲學家馬丁·布伯（Martin·Buber）認為，具有真實性的對話交流應當建立在人追尋自我價值的途中。而追尋人的自我價值恰好與人們對旅遊的期望不謀而合。原有的視覺沖擊對人思想情感的影響已不足以滿足於人們的需求，在旅遊的過程中更有深度的體驗行為，才能讓人們對其自身價值觀、情感與思維模式的回顧與反思。
郝琳在《未來的傳統——成都遠洋太古裏的都市與建築設計》一文中提出，設計的關鍵方法，在於從社會互動、經濟活力和環境共創的綜合角度，賦予故事與脈絡，創造真實的情景，重組市區價值，共創分享與串聯，讓不同界別的人交流和合作，讓創意可以在一個有故事、有情感和快樂的都市社區中發生。從設計的角度來看，除去既有的對設計對象的凝視之外，依舊有事實上的對話存在，這樣的對話是交互的、跨界的。
站在旅遊規劃設計的角度，我們可以對旅遊規劃設計的對話進行廣義和狹義的區分。所謂狹義的對話設計，就是在旅遊地的情景下通過設計者與旅遊地產生視覺上的交互，在心理層面進行感知的過程。狹義的設計對話僅為設計者與旅遊地之間的語言性、肢體性和精神性的交往。而廣義的設計對話，則是設計者與旅遊地、東道主和遊客超越時間、空間和方式的限制所進行的意義上交流和表達。它不僅包含了最傳統和最基本的設計，也囊括了人和人之間最平等的情感傾訴和客觀的文化表達。
因此，旅遊地的對話設計，是建立在規劃者本身與旅遊地產生對話的基礎上，通過同東道主和遊客在語言上和思想上進行對話與交流所形成的具備跨界感知與交互的設計。
（三）對話設計理念的應用
旅遊的發展，必然涉及到其發展驅動的可持續性問題。景觀的構成、大眾的參與歷史的洗練在旅遊設計的過程中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參考對象。然而從旅遊規劃與設計的層面來看，高品質的旅遊資源反倒不是決定一個規劃是否出彩的根本條件。旅遊的設計同城市規劃設計相似，在空間的塑造上，需要以開放性和公共性作為支撐，通過采用更能對文化進行直接表達的對話理念，引入到規劃設計中，可賦予旅遊規劃以文化多元的特質，構建出人文生態與自然生態和諧共生的發展藍圖。
從具體案例來看，郝琳教授領導的設計團隊在對成都遠洋太古裏進行設計的過程中，並非是借由傳統的凝視視角對區域進行塊狀劃分，而是深入地與成都市民就大慈寺片區的歷史因素和社會傳統進行交流，了解當地文化與社會在場景設計過程中所欲要滿足的需求。將設計對象的現存條件、人們的需求和創意性的理念進行融合與再生，構建出了城市中心的共享空間。就遠洋太古裏項目而言，其建築風格在引入原生川西建築的基礎上進行創新與簡化，實現了對大慈寺片區歷史的回顧；其業態植入在整合春熙路商業街與IFS金融中心的基礎上進行融入與再造，完成了對街區氛圍的重塑；其空間節奏在保持商圈特點的基礎上突出了成都休閑之都的城市形象，滿足了人群對新派街區的審美和生活需求。
因此，筆者認為，對話設計理念的根本目標與原則在於營造出人所共享的高品質和友好的空間。回歸到旅遊規劃設計的層面，運用對話設計突破傳統建制的功能思維，便於直接將規劃設計的思想落實到旅遊地的本身以調試旅遊地的氛圍、豐富旅遊地的文化表現和滿足旅遊者的休閑需求。
03
對話型旅遊規劃設計的建立
（一）對話型規劃設計提出的必然
任何一個旅遊規劃從凝視的角度都不可能對旅遊地所具有的所有資源、空間和景觀進行全方位的認知。這源於凝視在視覺表現上的淺層性。而對話作為一種可以實現深度跨界交互的交流方式，可以極大地延展旅遊語境的外延，並對範圍內的事物進行旅遊的塑造。英國文學家奧斯卡·王爾德（Oscar·Wilde）曾說：談論天氣是拯救無聊的英國人的最後一根稻草。但並非是說明英國人的對話除了天氣便沒有了其他的話題，而僅僅是描述了英國人對話開始的方式。對話的奇妙之處就在於其走向和內容的不可把控，也許上一秒他們仍在抱怨著英倫三島糟糕的雨季，而下一刻這些風度翩翩的紳士們便開始從西裝穿著談論到他們所喜愛的足球明星和加泰羅尼亞溫暖的陽光。
在旅遊規劃的設計與實施中，將對話的延展性特征進行運用，我們便可以發現，值得規劃者進行深入探討和設計的景觀遠比現有規劃文本中所呈現的更多。在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景觀並不僅僅是可供人進行視覺欣賞的自然物與建造物，還包括旅遊地能被其他感官所體驗的客觀存在，諸如：動聽的當地民歌、引人入勝的民間故事和獨具特色的傳統習俗。
就旅遊者的需求而言，筆者認為，視覺沖擊下的凝視對旅遊者固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旅遊過程中，如果只有視覺感受與功能化的休閑得到滿足，那麼旅遊者就永遠無法真正地了解旅遊地、理解他們日常生活之外的異質文化。對旅遊者而言，在舞台情景之下的觀光旅遊經曆只是強化了固有的偏見，驗證了先前對旅遊地的建立在假設基礎上的想象，甚至加深對別樣生活與異質文明的誤解。這樣的結果並不是旅遊作為跨文化交際重要渠道的初衷和。對旅遊者來說，更進一步的體驗與感受，才能實現其旅遊的目的與價值。
從旅遊地東道主的角度分析，在傳統凝視旅遊的途徑下，東道主與遊客之間的關系在文化語境中的體現可被歸納為“沖擊—反應”的體系，這一體系來自於以費正清為代表的漢學家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費正清等人認為，在近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其動力並非來自於中國所具有的穩定性社會結構，而在於西方工業文明對於東方社會的全方位沖擊。回歸到旅遊研究的語境下，遊客帶來的外來文化對旅遊地的原生性形成了事實上的侵蝕，這與費正清等人對中國的現代化起源探討的觀點不謀而合。而對話型的旅遊規劃設計需要解決的也正是這種旅遊地的原生性。東道主渴求自己的文化在適應於現代的發展基礎上得以保留和延續，如若僅僅是以凝視的視角來對東道主的文化所有進行規劃設計，便會使得東道主生活的原生性被逐漸消解。例如：西江千戶苗寨為接待旅遊團隊，不僅把苗族傳統的牯藏節提前舉行、還將原應一次性宰殺的牲牛留下一頭等遊客到達後現場宰殺。
綜上，筆者認為，在觀光旅遊熱度逐漸消減、全域旅遊與全民休閑時代業已到來的背景下，無論是從旅遊地開發的全局來看，還是從旅遊者的深層需求和東道主的文化訴求來看，將對話型的規劃設計理念引入到旅遊規劃的制訂中，已經具備了成熟的時機和條件。
（二）對話型規劃設計實施的路徑
旅遊規劃作為指引旅遊發展的重要方式，可以被稱之為旅遊地進行開發的前提。從旅遊的全局來看，旅遊規劃是旅遊活動開展的推進方式，是對區域旅遊資源的表達與說服，是對地區旅遊發展的尋問和答疑。因此，判斷一個旅遊規劃設計的方案是否成功的標准就在於，規劃者在規劃方案中能否准確地對區域旅遊資源進行有效的表達，並對旅遊發展的方式有著准確而客觀的說服。在更高層面上來看，規劃者還應在旅遊規劃的制訂中充分體現出規劃者對旅遊地未來發展前景的尋問與解答。
筆者在前文提到，當前旅遊規劃的制訂是建立在規劃者的對旅遊者和東道主凝視進行假想的基礎上。因此，對話型規劃設計理念在旅遊規劃中的體現並非是從凝視出發，而是規劃者與旅遊地、旅遊者、東道主這三個主要方面進行從語言到思想的多元跨界交流的結果出發。因此，就對話型規劃設計的實施路徑來看，也應從旅遊地、遊客和東道主三方面入手。
首先，就旅遊地這一方面來看，旅遊地作為旅遊發展的承載實體，在旅遊規劃的制訂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並不存在脫離旅遊地而制訂的旅遊規劃。因此，對話型旅遊規劃設計首先依然要對旅遊地進行深入地了解與探索。這樣的探索不僅僅是對旅遊地的旅遊資源進行探索，還包括對旅遊地的整體氛圍，空間節奏進行深入分析。在實際的操作上，可借助一些經典的“修辭手法”，將其納入到規劃設計中進行應用，通過場景對照、情景孤立、氛圍借喻和節奏變幻等方式，將旅遊地所蘊含的意義以實體設計成果進行表現，將旅遊地中的環境、物體包含進實體空間之中，讓旅遊者和東道主都納入到旅遊地場景對話這一充滿著對話性的關系網絡內，讓旅遊地成為一個可提供對話的場景，使旅遊地真正參與到旅遊的對話中。
其次，從旅遊者這一角度分析，旅遊者作為旅遊發展的活力驅動，在旅遊規劃的制定中是對象主體之一。不把旅遊者納入到旅遊規劃之中的規劃不能說是一次成功的規劃。因此，在對話型旅遊規劃設計的同時，規劃者要摒棄對遊客觀景需求的假想。而需要真正走入到旅遊者的群體中，去了解旅遊者的需求。對旅遊者而言，浪漫情愫的蔓延和自我意識的覺醒成為了其旅遊活動的起源和目的。浪漫情愫起源和自我意識表現的多樣性讓旅遊者在旅遊的過程中對旅遊地施加了不同的影響。而旅遊地作為旅遊者休憩空間和審美情趣的提供者則承擔了旅遊者對外部世界的影響。因此，在對話型旅遊規劃設計的實踐中，旅遊規劃設計者應當著重去分析旅遊者在審美、休閑與思想上的深層需求。
最後，從東道主的立場來審視，東道主作為旅遊發展的連接紐帶，在旅遊規劃的制定中是規劃的承受主體。作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旅遊承載了多元文化之間的對話。那麼在多元文化的對話中，是否存在著文化之間的支配與排斥？
在筆者看來，凝視型旅遊規劃設計往往是以遊客的視野為主，讓東道主適應於旅遊者的需求而做出自身的改變。具體來說，規劃者在規劃中讓東道主將自己所具備的傳統技藝通過商業化和表演化的方式，在旅遊的場景空間中進行實體演繹，從而達到吸引旅遊者的產生經濟價值的目的。這便出現了前文所提到的西江千戶苗寨的案例。
而對話型旅遊規劃設計則更強調對東道主的引導而非改造。規劃者在對話型旅遊規劃設計之中，通過與東道主進行交流，了解東道主的直接需求和深層需求。在旅遊的情景下，東道主最直接的需求是希望通過旅遊來增加其收入，並讓其社會生活價值得以延續甚至傳播。因此，在對話型旅遊規劃設計之下，規劃者需要創建的是一個旅遊場境地下的旅遊氛圍，構建出旅遊地中遊客與東道主進行平等感情和思想交流的平台。
正如遊人對雲南建水古城寧靜氛圍的青睞，產生青睞的其根源正是遊客與建水、與建水人、與建水文化的對話產生了對這一區域的深刻認知與氛圍認同。在傳統家族文化的熏陶下，遊客通過對古城中朱家大院和團山民居的遊覽，近距離與建水的生活方式產生直接對話，萌發對古城如家一般的依戀。部分遠道而來的遊客，因其對建水的喜愛和對當地文化的認同，便在建水長期駐足，開設客棧、商鋪等，成為了新的東道主。也正是由於建水傳統文化所受的細致保護，才使建水古城在曆經一千年的守望之後，走進了人們的視線，成為了“一家人的建水”。
綜上，區別於傳統凝視型旅遊規劃設計，對話型旅遊規劃設計的實施將會緊緊圍繞旅遊地、遊客和東道主三個方面來展開，將旅遊地中的文化底色和氛圍要素納入到旅遊規劃中，讓遊客和東道主在事實上存在的社會、文化與情感的交流得以體現。
（三）對話型規劃設計未來的發展
法國解釋學家保羅·利科（Paul·Ricoeur）在其著作《歷史與真理》中寫到，只有當一個鮮活的文化既忠實於其本源，又准備就之於藝術、文學、哲學和精神層面的創造的時候，才能實現與其他文化的接觸。正如對話型旅遊規劃設計理念所倡導的一樣，讓旅遊規劃忠實於旅遊的要素，並不斷地擴大旅遊的外延，讓旅遊規劃與美學和社會層面發生交互，賦予旅遊規劃以更多的角度和更寬的廣度。
從對話型旅遊規劃設計的發展來看，針對旅遊地、遊客、東道主的多種需求，既可以在《旅遊規劃通則》及其實施細則的統領下制訂出旅遊發展的總體規劃，同時也可以就規劃對象所呈現的不同問題，制定出以旅遊地、遊客和東道主為核心的專項規劃。例如，制訂A級景區提升規劃，在既有的功能性規劃的基礎上，通過圍繞遊客體驗和東道主的需求，制定出既符合國家A級景區打造標准又符合旅遊規劃通則要求的補充規劃。讓旅遊規劃的對話成果成為指導旅遊發展的重要參考。亦或是在《旅遊規劃通則》及其實施細則的範圍內，制定“旅遊地遊客體驗提升規劃”或“旅遊地社群參與發展規劃”等專項規劃，以應對在先前的凝視型旅遊規劃中並未解決的實際問題。
從對話型旅遊規劃設計的文化意義來說，對話型規劃相比於凝視型旅遊規劃，更能夠將旅遊所蘊含的文化內在進行更豐富與多元的表達。只有通過對話的方式，人們才能夠正確地認識差異的存在。而對話型旅遊規劃設計的初衷和目的，是讓規劃在指引旅遊發展之餘，還能盡可能地實現旅遊地、遊客和東道主在精神上的相遇。對話型旅遊規劃設計的思想的應用，有利於消除旅遊規劃對於旅遊地發展的程式化解答、有利於提高規劃者對遊客旅行需求認知，讓旅遊規劃能夠做到對旅遊地和旅遊參與者的人文關懷。
從對話型旅遊規劃的後續研究來展望，還可以從如何在規劃中體現出東道主與旅遊者之間的文化關系與旅遊關系進行深入研究。包括如何創造東道主與旅遊者對話的空間，打造東道主與旅遊者對話的情景平台，營造東道主與旅遊者進行對話的實體場所，促進旅遊地文化在社會中的傳承、創新和傳播等。這些問題從提出到研究到最後的解決，將使對話型旅遊規劃設計在學理上具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從而對未來旅遊規劃設計方案的制訂提供強大支撐。
04
結論
厄裏的旅遊凝視理論構建出了現代觀光旅遊的發展基礎和凝視型旅遊規劃設計的構建體系。但伴隨著觀光旅遊熱度的消退和全域旅遊、個性旅遊的逐步升溫，新型旅遊規劃設計理念亟待提出。筆者從對話角度提出對話型旅遊規劃設計的理念，有助於解決現行凝視型旅遊規劃設計體系在實踐中千篇一面與“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弊端。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對話型旅遊規劃設計理念的提出，將會讓旅遊規劃重新回歸到旅遊的本質中，解決旅遊發展過程中三大主要要素——旅遊地、旅遊者和東道主——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