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莉森·M.戴維
衣物是遮羞布，是身體的鎧甲，是心靈的慰藉。從出生時的繈褓，到臨終時的壽衣，終其一生，人類都在衣物的陪伴下過活。19世紀的一位法國作家曾經做過這樣的描述：衣服，就像房屋，內含一切人類生活所需的物質因素，足以“抵抗來自外部世界的傷害”。然而遺憾的是，衣物——人類脆弱的血肉之軀的保護者，在很多時候，非但不能正行其責，反而成為邪惡的殺手、死神的幫凶。奇裝異服當然殺傷力更強，無聊的常服也不遑多讓：襪子、襯衫、短裙、長裙，就連看似舒服的棉質睡袍，都是殺手陣營裏的一員。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法國、英國、北美，從那時起，時尚機器與其載體——服飾，就一步步改變了肉體的自然法則。對“優雅精致”的時尚男女來說，外在形象遠比內在健康更重要：女士們腳踩高跟鞋，身穿有箍襯裙，內裹緊身胸衣，在路上跌跌撞撞；男士們頭戴厚重的禮帽，汗如雨下，脖子被漿洗得硬邦邦的衣領勒得透不過氣來，他們足下細長的高靴，擱到現在，估計沒人受得了。最可怕的，還是所謂的“貴婦時裝”，這種強大的社交機器、身份象征，足以令每一位與它“近身相搏”的人，不論是制衣者，還是穿衣人，都飽受折磨，身心俱疲。這些人是“奴隸”，是“受害者”，若將他們神化，還可以稱其為“殉道者”。
半骷髏半時尚男女“死亡信徒”塑像；約1805-1810年；維爾康姆圖書館，倫敦
1827年，意大利浪漫主義詩人賈科莫·萊奧帕爾迪（Giacomo Leopardi）在作品《時尚與死神的對話》（Dialogue between Fashion and Death）中，將“時尚”擬人化，稱為死神的姐妹。“時尚”驕傲地宣稱，她最愛玩死亡遊戲，“被鞋子禁錮的蹣跚世人，束身衣讓他們透不過氣，眼珠鼓起……我好心勸慰，試圖讓這些紳士免受苦楚，然而，他們愛我，寧受每日千般折磨，萬般痛苦，就算因此光榮就義，也要愛我。”
19世紀初，時尚荼毒的對象不分男女。然而到了1830年，性別差異在時尚界突顯出來。對男性來說，黑色套裝獨占鼇頭，它既能體現衣物的功能性，同時也是西方世界民主、理性和技術進步的象征。相反，女性“自然而然地”成為愚昧、瘋狂、專斷的時尚界受眾。無論在家或是外出，時尚之錘都重重地打擊、阻礙著女性的行動與健康。雖然現代女性的衣著較過去更具實用性與舒適性，然而我們不得不說，“時尚”二字，從未掙脫性別差異的緊箍咒。
《時尚的受害者：致命服飾圖鑒史》
<英>艾莉森·馬修斯·戴維 著 李嬋 譯
重慶大學出版社 2019-08
時尚的受害者：致命服飾圖鑒史
從1999年到2006年，日本攝影家都築響一用鏡頭書寫了這樣一系列的故事：《穿衣穿到窮》。每張照片分別記錄一位品牌擁護者的“港灣”——從滿滿一櫃子的愛馬仕（Hermès）到一屋子閃閃亮亮的日本朋克品牌Fotus——鏡頭裏的人對特定品牌的癡迷，簡直到了病態的地步。照片的每一位主角，都是時尚受害者的絕佳詮釋。在一間陰暗狹小的房間裏，一位年輕的女士展示了她的全部藏品：衣服、鞋子、化妝品、香水。它們都來自同一個美國品牌——安娜蘇。照片中的女主角躺在鏡頭的最前方，周身波希米亞風——人造皮草、針織、蕾絲、精致的眼妝。
都築響一《穿衣穿到窮》，2000年，盧森堡現代美術館
在瘋狂的“血拼”後，她雙目緊閉，精疲力竭，像死了一樣躺在一堆五顏六色的戰利品中間。作為讀者，我們完全可以從批判的視角看待這組照片，把它當作對品牌忠實粉絲的諷刺挖苦，但是對都築響一來說，創作的出發點不過“興趣”二字。他想知道，在日本，“品牌的忠實粉絲究竟如何生存。”“這些人並不富有，為了買衣服，他們租住在很小的房間裏，省吃儉用。雖然買了一大堆，實際並沒有好地方可去，衣服也沒有用武之地”。
都築響一的照片表達得客觀謹慎，他不希望引導讀者對時尚消費者們產生這樣或那樣的負面情緒，但他也說，與這些拼命購買服飾的“癮君子”相比，其他物品愛好者，尤其那些具有更多文化內涵的物品的收集者們，往往不會受到他人的輕視。這些物品可以是書籍，或是黑膠唱片，而我，還想在物品名錄裏加上一種特別的服飾——“古董衣”。
都築響一的作品發人深省，既催人思考時尚受害者的本質，也使人意識到自身視野的局限性。在維多利亞時代，無論是做衣服的人，還是穿衣服的人，都在瘋狂滋長的消費主義浪潮中飽受折磨。在都築響一的鏡頭下，消費者是唯一的受害人，而在約翰·坦尼爾的插畫《穿衣鏡中的幽靈》裏，主人翁（一位衣著華麗的女性），在鏡子裏看到的，卻是女裁縫的死亡影像——她死在量身裁衣的工作中。這幅插畫以真實事故為背景，一位名叫瑪麗·安·沃克利（Mary Ann Walkley）的女裁縫，年僅20歲，受雇於宮廷服裝制衣商埃莉斯夫人（Madame Elise）。在連續工作二十六個半小時後，瑪麗死於疲勞過度。那是1863年，當時瑪麗的工作內容是為慶祝丹麥新王妃的到來，縫制慶典專用的禮服。卡爾·馬克思曾在其名著《資本論》（Capital）中提及瑪麗·安·沃克利，稱她的死亡為“一個司空見慣的故事”，還在報紙上發稿，譴責此類悲劇的發生：“我們白人奴隸，被苦役埋入墳墓，沉默、蒼白、死去。”
《驚恐的女士》，又稱《穿衣鏡中的幽靈》，1863年，多倫多公共圖書館
這幅維多利亞時代的作品，正面抨擊了時尚行業的殘酷，然而此後，自20世紀90年代起，許多現代的營銷團隊卻反其道而行之，大大地美化了“死亡”“毀滅”和“創傷”。時尚行業的營銷機制老辣世故，它極力縮小人們的眼界，說，來！別揪著“時尚”不放，還是看看社會學和心理學吧，這樣就能知道罹難者們究竟有些啥毛病了！於是，時裝裏的危險被深深地隱藏起來，人們不再害怕它，更不會譴責它。一想到“時尚”二字，人們腦海裏浮現出的，是一個個打擦邊球的心理學名詞：買太多的人是“購物狂”；奇裝異服是“青春期”的表現，活該被同齡人嘲笑排斥；而貌美如花的“自戀狂”們，自視甚高，只要稍微被網絡、雜志和T台上又瘦又白的明星一撩撥，出問題是早晚的事兒。這就是我們看到的時尚的面孔，它精心算計，營造魔性魅力，引誘每一個人。即使你對它的狹隘嗤之以鼻，卻仍難逃其誘惑。提到“時尚的受害者”這個詞，首先蹦入我們腦海的，總是非西方文化對人體的傷殘行為，例如古代中國裹腳的行為、當今社會的整形術或是矽膠填充……然而，真正具有殺傷力的時尚魔爪，劇毒無比，卻深藏不露，隱而不現。幾個世紀以來，時尚對人類的傷害由外而內，無論制衣者或是穿衣人都難逃其害。土地、空氣、水、人和動物，所有的一切都成為時尚的犧牲品。
日益發展的工業化水平，以及不斷精進的科學技術，對於服裝行業來說喜憂參半。男人們，無論是化學家、工程師，還是工業家，不斷利用新技術發展服裝行業，擴大生產和推廣新型材料，將過去上流社會才能穿戴的服裝、配飾、色彩，引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但同時，也帶來了不可預見的危險。“奢侈品”範圍的“擴大”，引起許多觀察家的譴責，認為這將帶來更大的傷害，他們客觀地指出，與男性消費者有限的興趣相比，女性對新款服飾的欲望簡直毫無理智可言，更應受到批判。
醫學界鼓勵這種性別偏見，它鼓勵各界人士加大對女性的譴責，因為她們的確是生病、受害的主體。於是，19世紀的醫生和大眾媒體聯合起來，廣而告之，利用《時尚的自殺》《車間裏的死亡》等雜志，明確指出時尚對女性的傷害。大多數中產階級評論員尤其關心女性的時裝是如何傷害人體的，人們認為它是一系列疾病，包括內髒器官疾病的誘因。過緊的蕾絲、束身衣均可致病。雖然這類猜測不乏誇張之處，但是，所謂的時尚文化的確打造了許多莫名其妙不合乎人體生理特征的東西。
維多利亞時代的鞋子，又窄又直，不分左右；19世紀40年代晚期，Jaques牌，法國；百圖鞋博物館，多倫多
鞋就是個絕佳範例。19世紀50年代前流行一種“平鞋”，這種鞋子完全不考慮雙腳的形狀及其對稱性，沒有左右之分。雖說對制鞋人來講是個好事，節約時間又省事，但長期穿著這種鞋子，會讓腳部變形。在那個時代，男女鞋都是這樣，鞋底窄得不可思議。為了迎合當時的審美標准，獲得一雙小巧的腳，不少女性選擇用布條綁住腳趾，就像為腳穿上束身服一樣，不是為腳選擇合適的鞋，而是為鞋塑造合適的腳。人體的其他部分也遭受著同樣的噩運，不得不屈從於一系列“修正”行為，改變“天然”形態。
19世紀60年代的女性流行一種走路姿態，被戲稱為“希臘式彎曲”：挺胸翹臀，將周身平衡和安危系於腳後跟。當然，不是每一位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都會擺出這種極端的造型，但是，只要有人用這種姿勢走路，一定會成為眾人嘲諷的對象。維多利亞時代的醫生和服裝歷史研究學者把研究重心放在機械束縛方向，但是時尚帶來的傷害遠不止於此，大大小小的致命案例占據著19世紀報紙雜志的頭版頭條。
扭曲的“希臘式彎曲”姿勢，緊身束胸+裙撐+高跟鞋，《笨拙》雜志，1869年；多倫多公共圖書館
不知道為什麼，現代社會的我們忘記了這些恐怖致命的危險：有些衣料就是傳染病源，或是遺留有化學毒素；工人作業一個不小心，身上的衣物就可能被卷進機器，或者冒煙著火，連帶著衣服主人也沒有好結果。翻開當年的報紙或是醫學雜志，各式各樣的警告鋪天蓋地，告誡人們小心傳播可怕疾病的洗衣房：迷人的綠色裙子是用砷染的色，易使人窒息死亡；裙箍是用易燃材料做的，穿著它有可能被活活燒死。謝天謝地這些事故都發生在過去，但是，只需稍加留意，你就會發現，今天的時尚行業依然荊棘密布，危機四伏。
致命的鞋、圍巾和短裙
接下來的三個案例表明，女性的穿著打扮較男性豔麗，因此面臨更大的風險——事故也有性別之分。家庭、城市、工業環境在改變，而女性的穿衣風格，非但沒能與時俱進，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反而更加輕視著裝的風險。從歷史上看，男性衣褲鞋帽主要用於彰顯權力，讓他們在公眾場合行動自如，安全無憂。反之，女性的鞋從來都是時髦重於實用。因此，各式各樣的防水台和恨天高成為多起事故的誘因，著實不令人吃驚。這些鞋要麼讓人摔倒，要麼增加了工作難度。現代時尚圈裏最有名的尷尬事件莫過於1993年黑人超模納奧米·坎貝爾（Naomi Campbell）在天橋上的一摔。當時她腳蹬一雙藍色的鱷魚皮制高跟厚底鞋，為Vivienne Westwood品牌走秀。受過專業訓練的模特兒穿著厚底鞋都難逃一摔，對業餘愛好者們來說，上街就更是苦差事一件了。一般情況下，穿這種超高防水台的後果，不外乎傷筋動骨，但在1999年，一位日本的保育員，因為穿著高跟的軟木厚底鞋，狠狠摔了一跤，摔壞了頭蓋骨，幾小時後因搶救無效死亡。
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超級流行的超高厚底鞋被認為是造成車禍事故的原因之一。盡管那時也有部分男性穿著厚底鞋，1974年的某研究卻把矛頭直指女司機，他們將年輕的女學生作為調研對象，明顯透著性別歧視的味道。女學生們在實驗室裏模擬開車，然後進行緊急刹車操作。實驗對象的征集標准為“厚底鞋擁有者，有不低於兩月穿厚底鞋開車的經歷”。她們需在實驗時穿著厚底鞋開車40分鐘，然後換上普通鞋繼續實驗。實驗表明，厚底鞋無一例外地降低了刹車速度，而且在速度為每小時70英裏的高速路段，即使穿著普通的平底鞋，與普通路段相比，駕駛者仍需要額外滑行10英尺才能將車完全停穩。20世紀90年代中期，時尚圈再刮厚底鞋風，類似Ginger Spice的這種黑紅相間的水牛厚底靴受到粉絲追捧。這種鞋底約6英寸高，對於警務人員來說，它們簡直是駕駛界的不定時炸彈，其危險程度等同於醉酒駕車或邊開車邊打電話。1995年，日本東京一位25歲的年輕女士和同伴一起開車從購物中心回家。因為鞋底厚8英寸，嚴重影響刹車效果，車撞上了一個混凝土樁，副駕駛位上的朋友當場死亡。日本的交通法規已明令禁止穿著傳統木屐或拖鞋駕駛，但大阪的警察表示，這份名單裏還應該加上厚底高跟鞋。厚底鞋事故告訴我們，流行趨勢和都市生活並非協調一致。然而，究竟誰該成為我們問責的對象呢？肇事的那位時尚消費者？還是推動他們的時尚潮流和經濟需求？
左：20世紀70年代，亮片晚禮服厚底涼鞋，約1974-1979年，意大利；右：水牛厚底靴，1997年
20世紀70年代，複古風勝行，許多20年代的時尚單品重新登上舞台，其中之一就是長圍巾——湯姆·貝克（Tom Baker）在系列劇《神秘博士》（Doctor Who）裏戴的那種，看著挺古怪，針織質地。來自遙遠星系的時間之主戴這種圍巾毫無違和感，但當越來越多的“凡人”複制“時間之主”的風格時，這種圍巾帶來了致命危險。1971年，美國一位20多歲的年輕母親“乘坐纜車時，長圍巾纏在對面過來的纜車上，被扯出座位”。《美國醫學期刊》曾登載一篇文章，抨擊了這類長圍巾綜合征，該文現在已經成為一篇經典例作。文中說，這位不幸的女士“死於窒息，因為她被拖出椅子以後，被長圍巾吊在了半空中”。也有幸運兒！同年，一位10歲女孩兒的圍巾被纏在上山纜索上，另一位11歲的男孩兒的圍巾被攪進雪地車的引擎裏，還有一位花季少年彎腰檢查摩托車時，圍巾卡在了發動機裏。好在，這些人都保住了性命，只是面部多處嚴重撕裂和擦傷。醫生總結說，這類事故的死亡率高達45%，而且新的“流行、時尚總在不斷刷新此類危險”，兒童更是高危人群。由圍巾或是其他服裝引發的事故時有發生。例如，如果外套的紐扣卡進遊樂場設施裏，或者背扣式毛衣纏在玩耍護欄上，一旦小孩鑽回護欄內，滑倒在地，毛衣很可能會像“鞋帶”一樣勒住小孩的脖子，令他無法呼吸。1982年，科學家曾針對兒童的意外死亡事件展開研究，發現在共計233起致死案例中，19起死於衣服引起的事故，20起死於床單纏繞事件。因此，高寒地帶國家的許多學校和幼兒園出台政策，禁止兒童佩戴圍巾外出，鼓勵使用簡易圍脖保暖。例如，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衛生部日前發文告誡兒童看護類專業人士，“確保兒童不戴圍巾、領結，不穿帶有抽繩或過於寬松的衣服。”
2004年，英國演員西恩娜·米勒（Sienna Miller）將波希米亞風重新帶到時尚巔峰。這種打扮的訣竅是，身著白色的鄉村風格或吉卜賽風格的長裙。於是，市場上出現了各種顏色、風格的棉質輕薄長裙，裙子上通常有一層層的荷葉邊。荷葉邊輕盈舞動，摩擦著腳部關節，看起來靈動可愛。然而，正是這種可愛的裙子，帶來了嚴重的火災隱患。2005年秋，在一位9歲女孩重度燒傷事件後，北安普頓貿易標准協會發布了一條關於這種吉卜賽裙子的高危警告。同年，大不列顛默西醫院燒傷科發表名為“吉卜賽裙燒傷病例”的文章，因為僅在2005年一年之內，該專科就接診了6起因吉卜賽裙子起火燒傷的病例。有兩起這類案例，俱因事件的女主角打電話分散了注意力，一不留神，裙子起了火。其中一位女士的裙子是在跳舞時燃起來的，另一位的裙子則是被地板上的裝飾蠟燭點著的。這兩位女士在事故發生時均未飲酒，可以排除酒精因素。因此，想象一下吧，不過是一條日常穿著的裙子，樣式也不算誇張，只不過因為布料有點輕飄飄，就引發了那麼多起火災，隨便來點燭火就完蛋，好在我們有現代醫學，若是換在古代，有那麼多稀奇古怪、危險的服裝，加上生活中充斥的明火——可燃氣體、木材、煤、蠟燭——危險系數豈不噌噌上漲？！
現代社會，事故發生後，警察、兒保專家、急診醫生，都會立刻跳出來，告誡和保護大家。政府機構常常出台新規，禁止銷售有安全隱患的衣服，防患於未然。例如，歐洲委員會下設RAPEX系統（非食物危險產品的快速警報系統），每周定期公布危險品名錄，種類包括服裝、化妝品，甚至文身藥水。只要產品具有“極大的風險”，就會被該機構明文禁止。2013年，超過200種女性比基尼和帽衫，因為帶有蕾絲和抽繩，可能致人受傷或窒息，被勒令退出市場，禁止發售。縱觀歷史，人類對待意外事故的態度在不停地變化。19世紀以前，時裝的危害多在道德層面，而非醫學層面。誇張的服飾，往往只出現在上流社會。作為整個社會群體的小眾，這些人成為漫畫的主人翁，既能娛樂大眾，又能順帶起到教育作用。18世紀的一幅畫作《假發之火》，就是一幅諷刺假發的佳作。
《假發之火》，銅版畫，約1770年，安大略美術館
畫面描繪了一對夫婦，在D’Alexandre皇家咖啡館享受茶點。這家咖啡館是典型的巴黎風格，有著巨大的玻璃櫥窗。行人透過櫥窗，就能看到咖啡館內華貴時尚的男男女女。畫面上，男主角正為同行的女伴拉開座椅，一派紳士風度，然而此時，女伴頭頂高高的假發，無意中碰到了天花板上的枝形燭台，被蠟燭一燎，冒出滾滾濃煙。服務員們嚇壞了，他們搭起梯子，爭先恐後爬上去滅火。配圖的文字剛好相反，沒有一絲同情：“澆什麼水呢？這種愚蠢的發型燒起來才好呢。”當然，真正的假發不可能有圖上描繪的那麼高，但是固定假發的發膠確屬易燃物質。這幅《假發之火》為我們提供了想象的空間，將發飾的危險描繪無遺。然而，此畫問世的幾十年後，女性的衣飾仍未吸取前車之鑒，棉質衣物、寬大的襯裙、塑料梳子……它們變身火引，將無數愛美女性卷入大火之中——死神降臨。
從神話到現實：有毒鬥篷和化妝品
毒，對於服裝而言，是古已有之但乏人問津的一大危機。過去，衣服及化妝品往往由有毒化學物質制成，但直至今天，人們穿的、用的還是它們。正是這種對有毒衣物的恐懼，衍生出無數與有毒衣服相關的神話故事，這些故事存在於各個時期，流傳於各種文化之間。只要吸入毒素，人體就會迅速受到傷害。有毒衣物是一件利器，是從古代延續至今的隱形殺手，它直接接觸皮膚，毒通過毛孔被人體慢慢吸收。但是，慢，不等於無害，歷史和今天都告訴我們，人類無法剝離化學毒品和傳染疾病的關系，只需一片被感染的布料，死亡就能在人群之中蔓延。
時裝貼畫《巴黎形象》，約1830-1835年；《虛榮工廠的肺結核盛裝》，1830年
19世紀以前，科學的毒物學和辯論術還未出現，談到毒物，人們很難說得清它究竟是真實還是幻想。文藝複興時期，人們認為病就是毒，它通過難聞的空氣傳播，因此，只要帶上一雙香噴噴的手套，香水的濃烈氣味就可以保護手套主人免受傳染病的困擾。但是，手套這東西，可以被噴上香水，也能被噴上毒藥。凱瑟琳·美第奇王後（Catherine de Medici，1519—1589）就被指控利用手套投毒。在拜占庭帝國，在這個跨越南亞與中亞，以及非洲撒哈拉沙漠邊緣地帶的帝國的傳統慶典上，人們需著“Khil’at”，又稱榮耀之袍（Robes of Honor），因此這種長袍成為當時流行的暗殺工具。按照傳統，收到這種華麗絲袍的人，必須立刻穿上這件禮服，於是，兩難的局面出現了：“要麼拒絕接受這件可能被染上毒物的衣服，然後成為他人眼中的不忠之人；要麼平靜地接受並穿上它，然後靜靜地等待可能到來的死神。”
雖然毒物不同，但對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來說，許多腐蝕性的化學藥劑也像神話中的毒液一樣，通過熱和汗水激發活性。無論是發明這些試劑的化學家，還是染布工人、縫紉師，都深受其害。當然，首當其沖的受害者還是消費者。涅索斯的神話不斷上演。醫學界最權威的學術刊物之一《柳葉刀》（The Lancet）困惑於為何讀者讀到“襪子或內衣使人中毒”這類文章時總是表現出極大的不信任。“或許，這類文章總使人聯想到神話故事——諸如赫拉克勒斯之死一類”。一位法國醫生曾寫道，毒神話變成了毒科學，“就像是涅索斯之袍，被人從幻想作品中，直接拉入了現實。”
《利卡斯向赫拉克勒斯獻衣》（1542-1548年），荷蘭國立博物館
今天，人類用毒的技能日益增強，尤其擅長用毒品幫自己變美。肉毒素由肉毒杆菌繁殖產生，是人類世界已知最致命的病菌之一。肉毒素經稀釋後，可注射到人體面部，使面部神經癱瘓，從而平複皺紋。這種做法已經被大多數時尚教主們接受，甚至連一些政治領袖也采用這種方法“永駐青春”。我們或許認為，化妝品含鉛的問題，在伊麗莎白時代之後就已經得到了解決，然而事實上，化妝品的時尚“進化”之路漫長曲折，即使是今天，口紅中含鉛的問題也未能得到解決。
文藝複興時期，伊麗莎白一世女王常常在臉上塗抹厚厚的鉛粉用於美白，這種粉被稱作“威尼斯鉛粉”（Venetian Ceruse）。因為“鉛”能使顏色均勻透亮，創造出令人渴求的“白皙”的皮膚。幾個世紀以來，鉛一直被用在各種化妝品中。塗抹上鉛粉的皮膚，與勞動人民日曬雨淋、又黑又糙的皮膚截然不同，還能進一步強調白種人的優越感。這一時尚一直延續到維多利亞時代，彼時醫學界終於將視線投向化妝品領域。一份醫學報告的出現，曾直接導致紐約某品牌化妝品生產商被告上法庭。1869年，美國醫學協會的創辦者之一，劉易斯·塞爾（Lewis Sayre）醫生接連救治了三位年輕女士，她們都是在使用了萊而德（Laird）品牌的“綻放青春”系列化妝品後，身體開始變得極度虛弱，劉易斯醫生將此種病症命名為“鉛麻痹”。該產品的廣告聲稱，該產品具有美白、去皺，使皮膚光滑的作用，然而除此以外，它還具有致殘效果。三位女士大約每月一瓶，在連續使用該產品兩到三年後，手部肌肉麻痹癱瘓，“枯瘦如柴”。其中一個女孩年僅21歲，顯然足夠年輕，根本不需要用什麼“綻放青春”的產品。
萊而德品牌“綻放青春”產品廣告，1863年；19歲患“鉛麻痹”的女孩圖，因使用“綻放青春”產品手部肌肉麻痹癱瘓
該產品的廣告和醫學雜志插畫，如同兩個極端的對立面，一方描繪“高效的美容”，另一方則刻畫“高效的致殘”。廣告中，女孩優雅地打開手中“液體珍珠”的盒蓋，然後塗塗抹抹；醫學插圖裏呢，只有一個無頭的病人，兩手扭曲，無力下垂。現在，我們稱這種病症為“腕下垂”或“橈神經麻痹”，致病原因就是鉛中毒。插圖中19歲的女孩不能“吃飯、梳頭，連一根針或是衣物上的一顆紐扣也拿不動，事實上，她的手什麼也做不了。”好在經過幾個月的藥物治療和“電療”，通過在手上植入假體，三位女士“幸運地”康複了。此後幾十年間，該品牌產品繼續在市面上銷售。我們可以通過19世紀80年代的廣告看出，該品牌向消費者宣稱，產品經美國衛生委員會檢測，“完全不含任何有害物質，不損害人體皮膚和健康。”
1875年上市的美國粉餅品牌泰特洛（Tetlow）的“SwanDown”系列，曾經風靡一時。該產品以“安全”作為賣點，外包裝上直接印有“無害”兩字。品牌創始人亨利·泰特洛是英國人，移民費城後，成立了一家化妝品及香水公司，大放異彩。泰特洛的品牌之所以取得成功，從表面上看，在於他發現了一種廉價的美白代替品——氧化鋅（這種配料現在仍用在防曬產品中），取代了早期化妝品行業使用的有毒物質。於是，原本買不起化妝品的普通婦女們，也能買上一兩盒胭脂水粉了。靠著這些人，亨利·泰特洛發家致富。這款粉盒內包裝上印著一只天鵝，它悠閑自在，浮在水面上，湖水下方，有這樣一行標語，“其他粉餅來了又去，只有SwanDown伴你永恒”。後來，我從古董商那裏買到一盒未開封的SwanDown，並送到瑞爾森大學實驗室進行檢測。實驗結果讓人笑不出來：這種粉餅中確實含有鋅，但也含有大量鉛粉。泰特洛的市場宣傳無疑具有極大的欺騙性，SwanDown本應起到溫和美白的作用，但是，長期使用該產品，其中的鉛粉可能通過血液進入肺部，在人體內堆積，然後，“伴你永恒”。遺憾的是，你的永恒不在臉上，而在骨頭裏、牙齒中。
“無害”SwanDown粉餅，含鉛，約1875-1880年
歷史上，這樣的有毒化妝品不勝枚舉，令人毛骨悚然，然而，鉛作為染料的重要原料，今時今日，其危害仍然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大問題。鉛為重汙染物，法律明令禁止將其用作化妝品配料，因此我們很難在口紅的配方表上看到這個成分。口紅可能被吃進嘴裏，唇部皮膚又薄，有毒物質特別容易經由唇部被人體吸收。盡管法律規定，只要產品含鉛，不論含量多少，均為不安全產品，但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該機關負責規範化妝品安全）表示，就口紅而言，現今還沒有絕對安全的產品，因為鉛仍被“有意”地加入唇膏之中。2011年，FDA抽查了400支口紅，成分中無一例外含鉛。
另外我得說，這種危險還有“性別特色”。許多國家的健康與安全的相關規定，將化妝產品明確地區分為兩類，一類產品監管力度小，主要用於女性，稱為“美容”類產品，包括化妝品、染發劑等，另一類產品監管力度較大，稱為“洗護”類產品，包括洗發沐浴液及香水香氛。這種明顯具有性別歧視的條款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工作及社交環境要求女性化妝。因此，雖然從古至今，男性因時尚而受害的案例數不勝數，但是，就現代社會而言，社會及科學調研的重點，應該更多地放在那些至今仍被要求穿著時尚的群體，即女性身上，這樣，你才能看到延續至今的危險。
